首页 -> 2004年第5期

法裔美籍女画家弗朗索瓦丝 . 吉洛

作者:欧阳英




  喜爱西方现代艺术的国人记住弗朗索瓦丝 · 吉洛这个名字,大多是通过那些介绍毕加索的文字和图片。他们从杜瓦诺拍摄的毕加索与这位女画家待在瓦拉里斯家里的那幅传播广远的照片上,见到过弗朗索瓦丝 · 吉洛美丽的容貌,并从不同作者的描述中,知道她是克洛德 · 毕加索和帕洛马 · 毕加索的母亲。换句话说,国人记住她,只是因为她是毕加索的情人,而不是由于她是画家。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印象,让人们从弗朗索瓦丝 · 吉洛长期的绘画实践中,认识到她独立于毕加索之外的存在和价值。她并非毕加索心目中的“擦鞋垫”,她是二十世纪的现代女性,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玛丽 · 弗朗索瓦丝 · 吉洛(Marie Fran?覶oise Gilot)1921年11月26日午夜时分诞生在距布洛涅森林不远的讷伊。她是家中惟一的孩子,受到宠爱是不言而喻的事。弗朗索瓦丝 · 吉洛的父亲相信儿童早期教育对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他亲自指导,以严格的方式训练自己的女儿,力求充分开发她的体能和智能。小小的弗朗索瓦丝 · 吉洛养成了夜晚读书的习惯,她速度惊人地翻阅着父亲的大量藏书。从六岁起,希腊神话以及维庸、龙沙、拉伯雷、爱伦 · 波、波德莱尔、雅里等人的著作相继进入了这个小女孩的视野。
  1927年与画家埃米尔 · 迈雷的相遇,引发了弗朗索瓦丝 · 吉洛当画家的念头。第二年,她的母亲开始以自己独特方式教女儿画画,她一起步就让弗朗索瓦丝 · 吉洛用水彩颜料,几年后,才让自己的孩子照着实物画素描。1934年,弗朗索瓦丝 · 吉洛转到默热小姐处学画,这位教过她母亲的女教师一直教了她六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参观法国和欧洲的美术馆,接触和了解历代大师,对弗朗索瓦丝 · 吉洛的艺术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与一些画家的交往亦点缀在她这段岁月中,促进着她的成长。
  二战爆发后不久,为女儿未来考虑,弗朗索瓦丝 · 吉洛的父亲坚持要她专心学习国际法,做一个精通此业的律师。因担心巴黎遭受轰炸,他把女儿送到雷恩一所法律学校学习。1940年秋,经历战乱的弗朗索瓦丝 · 吉洛与母亲返回巴黎。同年10月,她入巴黎大学继续攻读法学。弗朗索瓦丝 · 吉洛等年轻学子不满德军的举动,使她受到监视。她离开巴黎大学,一面为父亲当秘书,一面搞“无害的”服装设计。
  1941年,心疼女儿的父亲向占领当局付了一大笔钱,弗朗索瓦丝 · 吉洛的名字从黑名单上消失,她再不必每日到警方报到了。在父亲要求下,弗朗索瓦丝 · 吉洛回校重习法律。同时,她与再度相遇的匈牙利画家罗日达一起研究画艺,受塞律西埃《绘画基础》影响,两人寻求提高色彩的明度,并从凡 · 高和高更的创作上汲取用色的启示。第二年,两人共同进入著名的朗松学院,在这所波纳尔和维雅尔执教过的私立美术学校,弗朗索瓦丝 · 吉洛获得了画裸体的机会,这显然有助于提高她的造型能力。1943年3月,犹太人罗日达被迫离开巴黎,他与弗朗索瓦丝 · 吉洛这段亦师亦友的关系结束了。从那幅题为《黑衣人像》(1943年)的自画像上,能够感受到这位女画家当时悲伤的心情。
  弗朗索瓦丝 · 吉洛回忆最初与罗日达一起学习的情景时,写过这样一段文字:“我学会了扩展我的绘画,更有力地描绘它们,在这样一种友好的氛围中,我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
  弗朗索瓦丝 · 吉洛作于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的绘画,反映着她的探索之路。《蓝色的落地窗》(1939年)从取材到运笔用色,无不令人忆起马蒂斯的作品。《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融合幻想与激情,折射出法国被占领后画家渴望英雄的心态。《绿背景前的自画像》(1941年)在追求大色块对比的艺术效果之际,并没放弃刻画人物形神的努力。《黄玫瑰》(1941年)精美的形色处理,显然有立体主义绘画的影响。《渔夫的女儿》(1942年)质朴的画风与题材相配合,塑造出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妇女形象。凡此种种,说明了这时的弗朗索瓦丝 · 吉洛尚处于起步阶段,凡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愿意尝试,这也是画家成长历程中的通则,任谁都不大可能少了这个阶段。
  跟罗日达告别时,弗朗索瓦丝 · 吉洛喊出了“我该怎么办?”对此,罗日达开玩笑般地回答:“别担心,三个月内你会认识毕加索的。”没想到,这玩笑话竟成了现实。1943年5月8日,弗朗索瓦丝 · 吉洛与她的朋友热纳维耶芙在巴黎马德莱娜 · 德克雷画廊举办首次联展。四天后,在陪伴热纳维耶芙赴宴时,弗朗索瓦丝 · 吉洛见到了出现在同一饭店的毕加索。弗朗索瓦丝 · 吉洛请毕加索参观她们的联展,而毕加索则邀两位女画家到自己的画室看画。从此,弗朗索瓦丝 · 吉洛的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她与年长四十岁的现代美术大师一起度过了十年。与毕加索同居的岁月深刻影响着弗朗索瓦丝 · 吉洛,无论她本人愿意与否,她与毕加索的关系成了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谈资,满足着那些不绝的好奇心和窥视欲。
  伴随着毕加索,年轻的弗朗索瓦丝 · 吉洛结识了一大批活跃在法国文艺界的精英。马蒂斯、布拉克、艾吕雅、马尔罗、米罗、夏加尔等人成为与她面对面谈笑的对象。这种经历无疑开拓了弗朗索瓦丝 · 吉洛的视野。在此期间,弗朗索瓦丝 · 吉洛到美术学校跟法国美术家苏佛尔比学画,与同学切磋技艺。据她回忆,毕加索从不具体评论她的绘画作品,只谈一般原则。尽管如此,弗朗索瓦丝 · 吉洛还是感到获益匪浅。确实,作为一名刚刚走进艺术殿堂的年轻女子,不受同床共寝的大师影响是不可能的。
  《我的外婆》(1943年)、《黄背景前的我母亲》(1944年)、《梦后描绘的热纳维耶芙》(1944年)、《画家——工作的自画像》(1946年)、《亚当强迫夏娃吃苹果2号》(1946年)、《红桌上的构图》(1947年)、《帕洛马与我》(1949年)、《厨房里的孩子》(1950年)、《水果与叶子》(1951年)、《书》(1952年)、《画家们》(1952年)、《母性——我与克洛德》(1953年)、《茶点》(1953年),以上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体现出弗朗索瓦丝 · 吉洛与毕加索一起生活时的创作面目。它们描绘的大多是画家本人和亲友的形象,还有与其生活相关联的事物。有的作品带着鲜明的毕加索绘画的特点,如《厨房里的孩子》、《茶点》等,有的作品则显出更多的个人风貌,如描绘自己母亲的那幅全身像。总体而言,弗朗索瓦丝 · 吉洛这个阶段的创作,无论是彩色的油画,还是黑白的素描,总是流溢着画家本人的感情,成为她生活经历的写照。
  上述的《亚当强迫夏娃吃苹果2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这幅单纯的线描图中的亚当形象与毕加索十分相似。弗朗索瓦丝·吉洛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的绘画题材,深刻地揭示出她与那位美术大师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用她本人的话说,毕加索“想控制我的生活,好像我还是个孩子”。毕加索的君主作风最终导致了弗朗索瓦丝 · 吉洛的反抗,两人分手的日子来临了。1953年9月30日,三十二岁的女画家带着儿子克洛德和女儿帕洛马离开瓦拉里斯毕加索的住宅,回到巴黎,开始了新生活。
  1954年,弗朗索瓦丝 · 吉洛认识了美术家吕克 · 西蒙。转过年来,弗朗索瓦丝 · 吉洛与这位同代人在巴黎结为夫妻。1961年,两人友好地分开了。弗朗索瓦丝 · 吉洛对这个时期作过如下回忆:“1954年到1961年这个时期极为重要。我非常深切地理解了绘画的某些因素。我再次都从涉及绘画构图的整个问题开始。我反思油画的全部难题。我这时开始写生作画,以摆脱前一阶段养成的坏习惯,那时我受到来自毕加索的活力和风格的不断的电子轰击……我坚持不懈,从简化可视世界和实况出发,去创造一个绘画的世界、一个象征的世界。”
  我们来看看弗朗索瓦丝 · 吉洛的新创作吧。《坐在镜前的舞者》(1955年)以直线性的画面构成和沉着平和的色调,描绘出一个更具传统意味的舞者形象。《红背心》(1955年)和《粉衬衫》(1955年)以相互呼应的构图,简洁有力的笔法,生动的明暗对比,美妙的色彩组合,真实地再现了画中女性的形体和神态,显示出写生作画的鲜活性。《露天市场》(1956年)那流畅的速写式画风,传达了画家对异域风情的迷恋,不由让人忆起她的前辈德拉克洛瓦的北非之旅。《绿椅子》(1958年)在灰色调的高雅效果上,或许吸纳了布拉克的艺术,但在构图和线条的处理上,则透露了马蒂斯的影响。马蒂斯的影响在《粉红色的和谐》(1959年)上更获得了极为醒目的展现,那更趋柔和的色调,丝毫不能掩饰她对马蒂斯的推崇。也许,这位与毕加索抗衡的法国同胞,是弗朗索瓦丝 · 吉洛摆脱毕加索控制的一种手段、一种内在的要求。在此后的岁月中,色彩大师马蒂斯时时在她心上。而《穿黄衣的奥雷利娅》(1959年)则没有任何大师的痕迹,画家用近乎动画般的单纯明快的线条和色彩,塑造出站在花丛中的奥雷利娅的可爱形象。谁都会从中强烈感受到她对自己小女儿的柔情蜜意。《灰与粉的泰晤士河》(1960年)以简练的笔触点染出一个阴沉的河景,让人不禁有压抑的感觉。上述不同题材的作品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它们告别了毕加索融综合立体主义画法与超现实主义精神于一体的风格,走向更为平实自然的描绘,同写实性美术观靠得更近了。
  1962年,弗朗索瓦丝 · 吉洛开始撰写那部流传广远的著作《与毕加索共同生活》。两年后,这部与卡尔顿 · 莱克合作的回忆录在纽约面世。此后,它不时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为人们深入了解毕加索和这位女画家提供了可贵的信息,写作一直是她绘画实践的伴奏。
  就在写作《与毕加索共同生活》之际,弗朗索瓦丝 · 吉洛着手创作“迷宫系列”,这组绘画改变了她前一阶段创作的形态,用抽象取代了具象。《夜晚的迷宫》(1962年)、《一对情侣》(1963年)、《这个迷宫》(1963年)等油画向人们展示这一系列作品的特色。与家人的爱琴海之旅,激发了她的创作欲。以希腊神话中忒修斯、阿里阿德涅、弥诺陶洛斯的故事为题材,借助不同抽象形线条与冷暖纯色的巧妙穿插组合,抒发着这位女画家真切的感受和体验。
  抽象的趋势也体现在六十年代初的“植物系列”绘画中。《棕榈树》(1961年)就是一个例证。控制着整个画面的温暖红色调,在形成作品的动人效果上发挥了首要的作用。像马蒂斯那样运用色彩,突出它的表现力,是弗朗索瓦丝 · 吉洛向往的境界。从她全部的创作上,可以发现色彩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除了上述作品,弗朗索瓦丝 · 吉洛在六十年代还创作了《猴子与鹦鹉》(1964年)、《博物学》(1967年)等油画。这些作品仍然保持着具象的品格,展示了洒脱自然的画风。纵观这位女画家后四十余年的艺术实践,不难看到抽象和具象这两种绘画语言都被弗朗索瓦丝 · 吉洛不时运用,任何一方想独占她的绘画世界是不可能的,这是否也证明了弗朗索瓦丝·吉洛的心胸开阔、兴趣广泛呢?
  经常出入美国的弗朗索瓦丝 · 吉洛于1969年秋再度来到洛杉矶,为一家石版画工作室创作。由朋友介绍,她认识了美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乔纳斯 · 索尔克。对建筑艺术的迷恋成为两人接近的桥梁,而索尔克关心人类福祉的高尚情怀更让弗朗索瓦丝 · 吉洛心动,索尔克同样受到她的吸引,产生了离不开她的感觉。1970年6月底,弗朗索瓦丝 · 吉洛与这位发现小儿麻痹症疫苗、挽救了大批生命的人道主义者在故乡讷伊举行了婚礼。随后,她到美国与丈夫生活在一起。从此,美法两国共同成为她的创作基地。弗朗索瓦丝 · 吉洛与索尔克的婚姻一直持续到1995年后者去世。
  进入七十年代,弗朗索瓦丝 · 吉洛觉得传统的长方形画面形式有其局限,不利充分体现画家的想法。有鉴于此,她着手绘制圆形和椭圆形油画。《莲花故事》(1972年)就是这样的作品。位于画面中心的图案化莲花及向四周发散的色彩,构成了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图画。其实,从古至今,西方一直有利用圆形、椭圆形以及三角形、菱形等画面形状创作的作品,弗朗索瓦丝 · 吉洛的做法算不上什么创举。由于这些形状比长方形的局限性更大,它们始终无法取代长方形,成不了主导的画面形状,就连弗朗索瓦丝 · 吉洛也只能是偶一为之。
  对“联画”样式的迷恋,带出了双联画《运动》(1973年)、三联画《马戏团骑手》(1975年)、《红象》(1975年)等作品。联画为弗朗索瓦丝 · 吉洛提供了组织复杂场景、展示宏伟气势的条件。在这些作品中,精巧的构图、多变的线条、鲜明的色块、平涂的形象,共同营造出动感强烈、气氛活跃、富于视觉冲击力的绘画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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