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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散文四篇
作者：马里奥 ． 巴尔加斯 ． 略萨
在小说创作上，他的丰富多产和表现手法的奇特，在西班牙语文坛上可谓独树一帜。从前期的《绿房子》（1966）、《酒吧长谈》（1969）、《潘达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胡莉亚姨妈与作家》（1977）、《世界末日之战》（1981）、《迈塔的故事》（1984）、《谁杀死了帕洛米洛 · 莫雷罗？》（1986）和《部落发言人》（1987），到后期的《安第斯山的利图马》（1993）、《堂利戈维托的笔记本》（1997）、《公山羊的节日》（2000）和《另一个街角的天堂》（2002）等，都有新奇的故事和独特的结构。批评家们把他的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概括为结构现实主义——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表现历史或现实，称之为“全面小说”，作家则被誉为结构革命的先锋。
巴尔加斯 · 略萨在小说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他的创作并非单一，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他那种异乎寻常的才思。他的剧作《塔克纳城的小姐》（1981）、《凯蒂与河马》（1983）、《琼加》（1986）和《阳台上的疯子》（1993）为当今拉丁美洲的戏剧艺术提供了新鲜的表现手法。他的文学评论著作《无休止的纵欲：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1975）、《谎言中的真实》（1990）、《替白郎蒂朗下战书》和《致青年小说家的书信集》，表现了他对文学的独到见解、他的小说观念，总结了他的创作经验和方法。他的大部头随笔集《逆风顶浪》（1983）和回忆录《水中鱼》（1993），则充分显示了他锐利而洗炼的散文笔触和叙事的娴熟与晓畅。
巴尔加斯 · 略萨一生愤世嫉俗，忧国忧民，他把文学当武器，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现象，揭露种种社会弊端。大凡天下事，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文化的，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只要他觉得有话要说，有感要发，便会付诸笔端。这就是他的随笔的特点或风格。他的随笔常常见诸报刊。在写随笔时，他极善于由小见大，“借题发挥”，往往从一件事情或一个事件引发出某种感受或道理，文字生动活泼，不拘一格，意味隽永，不事雕琢。这里选译的几篇，颇具代表性，不失为略萨散文中的佳作。
译者
面包与自由
这篇专栏文章的题目很像一句标语口号。不过，它的确关系到人的生与死这两个重要概念。同时也涉及到是过一种体面的还是可憎的生活的可能性。乍一看，吃饱或饿死，享有自由或自由被剥夺，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一点往往在饶舌的政治家们的演说或空言中混为一谈，而在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中却不应该不加区分。
事实上，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 · 森教授说，谁要是不这样考虑问题，谁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在新近出版的一本书《自由的发展》中认为，正如在民主和和平之间存在一种有限的共生现象——在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只有在独裁国家之间或者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才发生过战争，保障自由和法制的社会制度也能很好地保护其公民不忍受饥饿。来自亚洲的森教授先在剑桥大学任教，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斩钉截铁地说：“在世界历史上，在一个行使其职能的民主国家，从没有发生过饥荒，无论它在经济上富足，如当代的西欧国家和美国，还是比较贫困，如印度、博茨瓦纳和独立后的津巴布韦。”
我很久没有读过一本这么令人感到鼓舞的书了——尽管作者使用的复杂技巧要求不懂的读者花费力气。此书辑入了阿马蒂亚 · 森对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做的一系列报告。这本书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吗？对国际组织的所有职员和领导者，特别对那些有责任促进和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为之提供贷款和技术的人来说，这本书不能不读。这本书以经过严格的科学筛选的数字和评价为基础论述问题，无情地抛弃了被经济学家们普遍刻在脑海里的概念：即一个国家的发展或现代化水平应以用其收入水平、工业的数量和多样性来衡量，或者说，用一切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有直接的或特殊关系的东西来衡量。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那么彻底地反对这种经济发展的概念，认为发展的目的、发展的根本理由不是物质利益，而是增加个人为了生活得更好而享受的自由。这种观点再及时不过了。这对理解在世界许多地区如亚洲和拉丁美洲正在发展的问题也是颇有益的。这些地区虽然老老实实地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专家政治头脑的经济良策——开放市场、企业私营、减少赤字、鼓励投资，但是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后退了，有时甚至面临使国家陷入困境的危机。
不是经济发展使社会对自由敞开了大门，森教授说，而是自由在法制的基础上为全体公民奠定了富裕的永恒基础。譬如说，一个社会如果不存在用以永远监督市场运转、揭露滥用职权的新闻自由，不存在受害者可以用来要求补偿和道歉的独立法律体制，一种优越的现代化经济政策便毫无用处。
森教授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亚当·史密是他在书中不断提及的人之一，这不仅因为他相信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而且因为他和一切自由主义的经典思想家一样，有条不紊地把经济自由归属于民主概念，正如他的每一步研究工作证明的那样，如果没有民主，经济自由的成果总是暂时的，注定要毁坏，要腐烂。尽管他特别举了亚洲和非洲的例子，拉丁美洲的情况提得很少，但是我不相信还有比这本书里的概念和论点更光辉的见解能够有助于理解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问题。
差不多在十年前，所谓的新大陆（实际上它已非常老了）似乎就已选择了发展的手段：民主和市场。非军人政府取代了军事独裁，自我破坏的家族政治被抛弃，进口和民族主义经济被开放、企业私营、地区经济国际化所取代。经过几年有希望的发展后，一切突然停滞不前或者开始倒退。在目前，除了个别情况外，经济倒退正无情地打击着一些国家，失业指数升高，通货膨胀严重，外国所投的资金开始撤走，贫困在各个地方迅速加剧。甚至连续多年产品增长指数高达百分之七和八的智利这朵花冠上最引人注目的大花，今年的增长居然为零。这是怎么回事呢？
怀念慈悲的强国、把这些灾难归咎于追求时髦——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和把问题的全部过错归咎于亚洲危机的意外影响、厄尔尼诺天灾和加勒比飓风的人们，应该读读阿马蒂亚 · 森教授的这些报告，这样可以理解问题究竟何在。所谓的现代化经济政策虽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们那么严格的监督，但是并未能很好地实施，因为实施的环境每一步都在破坏它、使它落空、使它脱离真正的目标。
不是经济政策不好，而是因为缺乏民主。没有民主，经济政策永远不可能成功，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产量的经济统计和新工业设施虚假地证明它是成功的。但是民主，纯粹是一种政治表现——每过一定时间举行一次大选，并非法制，经济改革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利于个人——政府的成员或合作者。在对真正的发展来说必不可少的两个具体领域——森教授称之为社会应该让它的公民能够达到的“能力”——即法官和财富，并没有任何前进，在某些情况下反倒后退了。法院仍然受到政权的操纵或收买，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极小。除了智利外，大多数拉美国家仍然对绝大多数人关闭着致富之门。财富的暂时增长仅仅有利于腐败的泛滥，有利于不义之财的攫取；同时，随着其他人的贫困化，广大阶层对“民主”的失望情结和不满也强烈起来。对满足大多数人的希望来说，这种“民主”和过去的独裁一样愚蠢和可恶。
在这种气氛下，宪法秩序受到破坏就不奇怪了。1992年4月秘鲁那次由军方和藤森总统策划的政变树立了一个供人效法的榜样，尽管效法者没有达到秘鲁政变军人的痞子们的极端。然而，如果没有藤森的坏榜样，就不可能最初梅内姆在阿根廷，后来恩里克斯·卡尔多索在巴西、最后查韦斯少校在委内瑞拉怀着重新当选总统、粗暴破坏民主法制的热情策划修改宪法的活动。如果说和秘鲁的情况不同，在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不是坦克而是议会为总统连选连任而批准修正宪法，这是事实；但是这些渴望重新当选的总统像他们所干的那样不遵守或不严格遵守他们为人民制定的大选游戏规则，这也是事实。
腐败，破坏法制，法官受权利和金钱支配，大多数人致富无门，有权有势的小集团发财有方，常常被恐惧或贿赂扼杀的新闻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数百万对那种所谓的民主感到失望和气愤的人，受到别人的蛊惑，突然起来指责政治派别或失败的议会，把视线转向某个幸运的人物，有什么奇怪呢？我不仅仅指极其著名的查韦斯少校。一切都似乎表明：在危地马拉，第二轮选举确定了阿尔丰索 · 波蒂略在第一轮中取得的胜利。他是靠政变上台的、曾在危地马拉这个中美洲国家实行最血腥的独裁统治的埃弗拉因 · 里约斯 · 蒙特将军的共和阵线的候选人。拉丁美洲政界新出现的强权人物波蒂略候选人的委任之一是派人在街头集会上枪杀了两个政敌。
阿马蒂亚 · 森教授的告诫很简单：真正的发展不是经济上的，这只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和体制发展的结果之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像秘鲁政府所干的那样用荒唐的合法手段剥夺一位企业家巴鲁克 · 艾弗切的国籍，以便霸占他的企业，一家电视台（政府对它的批评感到恼火）的一个频道怎么敢吸引外国的资金呢？外国资金只会投向那样的国家：那里有稳定的法律秩序，法律不会受到粗暴的侵犯；那里的司法机构只用来纠正而不用来保护滥用权力和使之合法化。
但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在阿马蒂亚 · 森的报告启发下，能够答应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要求，给它们发放贷款；同时也能够答应以前提出的不可或缺的要求：尊重人权，尊重新闻自由，法官独立自主，由国际组织监督下的清白城市的选举，采取有效措施扩大教育，实现富裕和健康——森教授特别强调最后这一点，坚决缩减战争物资方面的预算。
博德里拉的讲座
那天下午在琼 · 博德里拉的讲座开始半小时前，我去现代艺术学院的书店看了看。书店虽小，我却总是觉得很规范。书店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从我上一次访问到这一次参观，小小的书店发生了明显的革命性变化：过去陈列古书——文学、哲学、艺术、电影、评论的地方，已被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阶级与阶层、种族与文化的图书所取代，还有一个书架叫“性问题”，这给了我某种希望，但它和色情毫无关系，而只和语言学的研究或语言的大男子主义有关系。
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完全被撤掉：唯一的创作形式是一些电影剧本。在一个荣誉位置上，摆着一本德莱乌塞和瓜塔里写的关于游牧业的书；还有一种书，看来很重要，是一群心理分析学家、法律学家和社会学家写的关于重建司法制度的书（比如《我再论女权运动》、《粗俗的同性恋者》、《思想与文化的一致》或《女同性恋的偶像》），没有一本令我感兴趣，所以我一本书也没买便离开了那里，这是我进一家书店很少发生的情况。
然后我去听琼 · 博德里拉的讲座，因为这位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的英雄之一，对当今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还因为过了这么多年后我想看一看他的面孔。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们俩经常去听吕西安 · 戈德曼和罗兰 · 巴特在索沃纳大学举行的第三期讲座，并在哲学家弗朗西斯 · 琼森在巴黎创建的声援网上助阿根廷民族解放阵线一臂之力。当时全世界都知道琼 · 博德里拉在从事卓有成效的智力活动。
他非常聪明，讲话自由奔放。那个时候看上去他似乎很严肃，但是把他描绘成一位现代的人道主义者，他并不生气。我记得在圣米切尔的一个酒吧间里听到他激烈而幽默地批驳福柯在刚出版的《词语与事物》中关于人不存在的论点。他非常喜欢文学，那些年他是法国最早指出伊塔洛 · 卡尔维诺是天才的人之一。他是在论述卡尔维诺的一篇优秀文论中谈到这一点的。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文论。后来，在六十年代末，他写了两本关于物体的结构和消费社会的书，两本书内容丰富，叙述繁冗，刻意求工，巩固了他的声誉。从那时起，随着他的影响在世界的扩大和深深地扎根于盎格鲁撒克逊地区——证据是现代艺术学院坐满听众的大厅和数百人不能进去听讲，在当今法国杰出的思想家们的似乎不祥的生涯中，他的才智愈来愈集中在一种雄心勃勃的事业上：破坏存在的事物，用繁琐的非现实的东西取代。
他的讲座——开始时引用了《侏罗纪公园》——充分地证明了我的看法。在这项追踪和破坏的任务中，他那些走在前面的同胞比他胆子小。按照福柯的说法，人不存在。但是那种不存在至少以其变化不定的虚空布满了现实。罗兰·巴特仅仅赋予风格以现实的物质，即每种活生生的生命能够在言语的河流中引起的变化，而生灵就像自负的火一样在河流中忽隐忽现。对德里达来说，真正的生命是文章的生命，是彼此传播和变化的自足形式的宇宙，决不触及作为人的必不可少的经验的词语那种遥远而苍白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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