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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英夏小说两篇
作者：金英夏
2004年应该称作韩国文学史上的“金英夏年”，文坛刮起了强劲的“金英夏旋风”。继黄顺元文学奖（《珍宝船》）和怡山文学奖（《哥哥回来了》）之后，金英夏又摘走了与李箱文学奖、现代文学奖并称为韩国三大文学奖的东仁文学奖（《黑花》），一年之内集三个著名文学奖项于一身，不仅成为年度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是韩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罕见传奇。金英夏，这个擅长以冷静的视角、嘶哑的嗓音描写新世代对于都市的全新感受的男作家，在韩国文坛历史上第一次戴着耳环登上了领奖台。
作家柳浦善认为，金英夏的出现可以看作是韩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转折点、一道分水岭，他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作家的全新感受，代表了韩国社会新一代的崛起。金英夏的作品更像一个宣言，并将韩国文学带到新的机遇面前。1995年荣获首届文学村新人作家奖的作品《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是一部规模不大的“轻长篇”，全书共分5章，以大卫的油画《马拉之死》开始，又以《撒丹那巴尔之死》结束，中间贯穿着性行为和自杀。作家惯用的道具是新古典主义绘画和浪漫主义绘画，以及查特 · 贝克和莱纳德 · 科恩的音乐。以自杀破坏自我，其主题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尽管创造生命的是神，但自己的命运却由自己决定，以虚无对抗虚无，死亡被赋予了社会反抗的意义。小说叙述者是一位自杀顾问，他断言“不懂得压缩的人是无耻的”，又说“在这个时代，要想成为神，要么当作家，要么杀人”。整部小说由三个主要故事组成：朱迪斯（因酷似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作品中的朱迪斯而得名）梦想去北极却最终在生日那天客死异乡，女行为艺术家咪咪拒绝复制却无法抗拒被复制的命运，叙事者在旅行期间碰上香港女人……三个故事中平缓而频繁地出现的性行为背叛了叙述的可怕语调，而且死者无一例外都是女人，这恐怕也不是偶然。《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中的所有人物都被剥夺了记忆和乡愁，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憧憬，记忆或希望的缺席又让他们对生活充满深深的倦怠。主人公们看似感觉不到内在的匮乏和空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总在逃跑。至于逃跑的方式，他们大致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奔跑，速度要超过夺走他们的记忆和乡愁的资本主义，例如小说中关于所谓“子弹的士”司机的描写；第二种是性，当然这里的性不是灵魂的交流形态，更不代表浪漫的爱情，只是填充匮乏的肉体痉挛；第三种是死亡，他们的死是极端的，即在死亡面前既不绝望也不反省，死亡被他们当作证明人类自身的重要途径，所以他们不想丑陋地死去，渴望死得美丽，也就是追求美学的死或者死的美学。金英夏的“死亡美学”是对韩国文学史的一次有勇有谋的反拨，他抱定决心避开前人的道路，以全新的想象力寻找不同于他人的叙事策略，以便在传统主题“人是自己永远的他者”之下发掘出路，也就是寻找文学史的空白，并就地安身立命。死亡冲动、自恋症、性，这就是金英夏的叙事媒介。金英夏的哲学基础在于他确信在当前时代，人们对于美和丑的关心已经超过了对善恶、真假的关心。
短篇小说《哥哥回来了》荣获第16届怡山文学奖。在韩国文学中，父亲的面孔并不单一，有时是丧失和缺席的符号，有时则是压抑和否定的代名词。如果做图式化的理解，20世纪前期是为了挽救消失不再的父亲进行艰苦卓绝而又漫无止境的斗争，20世纪后期则是与统治、压迫的父亲进行决斗，企图将之摆脱。如果说前面的父亲是仰慕和憧憬的对象，那后面的父亲则恰恰相反，成为排挤和断绝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韩国文学正好随着“拯救父亲”和“杀死父亲”的车轮做了一次历史的循环。金英夏的《哥哥回来了》包含了两个命题：第一，面对这个无能的父亲我们怎么办？第二，父亲死后我们怎么办？作家把自己置身于支离破碎的家庭，捕捉时代的特征，以最前沿的感受和意识将“家族的故事”往下延续。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世态小说。故事提到了五名主人公：酒鬼父亲、动辄对父亲拳打脚踢的儿子、与儿子同居的未成年少女、在综合办公大楼施工工地做饭的叙事者的母亲，最后还有个初中一年级女生，穿着一身令父亲邪念丛生的校服。小说的全部内容不过是五个人之间的相互辱骂和厮打，却反映了变化中的韩国社会现实。作家以非正常的家庭为依托，令人间百态穷形尽相。父亲既无能且自私；母亲尽管强悍地承担起了家庭的生计，但她也只能做到维持现状；儿子血气方刚，却把身体交付给了冲动和无节制的欲望……虽然不无文学的夸张和艺术的扭曲，但这些人物在当今韩国社会中还是不难发现的。
当然，金英夏并没有止步于对社会现象和生活细节的语言再现。作品中最吸引人的应该是叙事者对于父亲形象的嘲弄和贬斥，这个父亲虽生犹死，说得极端些，他甚至连死的必要都没有了。联想到从前为“杀死父亲”所做的艰苦努力，金英夏笔下的父亲形象则在精神上大大退化，变得怪模怪样不堪一击了。他只是行尸走肉，他的生不过是一桩丑闻，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喝酒、丑态毕露地游走于政府和各行政机关之间。如果说从前的父亲拥有着进步理念，是社会正义的化身，那么这个父亲却是按时代要求退场了，成了“我们的扭曲的父亲”。为了庆祝难得的家庭团聚，主人公们组织了一次郊游，在拍照留念的瞬间，这个无能而无责任心的父亲却因为喝酒没赶上，父亲之所以成其为父亲的意义和作用因而彻底消失。照片上父亲的缺席，象征着现实生活中国家、社会、民族理念的没落。
2004年10月，金英夏又以长篇小说《黑花》摘取了第35届东仁文学奖的桂冠，由此跻身于韩国重要作家的行列。《黑花》是金英夏完成自我蜕变的全新力作，以其自由超拔的想象力揭开了尘封百年的历史，为当代读者勾画了韩国移民史的悲惨画卷。20世纪初的韩国社会内忧外患，国家和民族处于伸手不见五指的历史前夜，丧失了未来和憧憬未来的能力。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身在自己的祖国却找不到任何希望。正在这时，英国公司在韩国招募愿意前往新大陆的人。为了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为了寻找成功，人们不假思索就踏上了英国人的轮船。1905年4月，英国轮船依尔福号运载1033名韩国人驶离济物浦港，朝着他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墨西哥驶去。这些韩国人中有王室贵胄，有巫婆和神甫，有没落贵族，有职业军人，形形色色，出身各异。在遥远的旅途中，在拥挤不堪的轮船上，他们逐渐模糊了身份的界线，贵族为了抢到饭吃必须放弃体统，贫民再也不用在贵族面前低眉顺眼忍气吞声。到达墨西哥后，他们被卖给艾纳肯农场做奴隶。尽管与理想判若天壤，但如果不在农场劳动，就更不可能回家，所以他们只能在陌生的环境里忍受非人的虐待和奴役。为了争取权益，他们多次起义，却始终不能改变命运。4年过去了，他们与农场主的合同期满，有几个人因为与当地女子结婚而留在农场，大部分人也都在墨西哥扎下了根基。此时此刻，他们的祖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日本的侵略下，韩国丧失了主权，他们再也不是韩国国民，而是日本国民了。得知这一事实后，他们决定在墨西哥建设一个“新大韩”。后来，墨西哥邻国危地马拉发生政变，他们接受叛军的邀请，到危地马拉北部密林地带与政府军交战，虽然也取得过不小的胜利，但大部分人在政府军的大举反攻下还是凄惨地战死了，永远地成为没有祖国的孤魂野鬼。
金英夏通过对民族受难史的艺术升华，省察了近代以来韩国民族的苦难历程。作品写出的尽管是一场深刻的悲剧，却没有沦为感伤主义的产物，而赋予了主人公们以超人意志，写出了“英雄本色”式的冒险故事。作家采用“现场感”和“陌生化”交错融合的完美技巧，让现实生活中的读者能够隔着历史的帷幕看到被埋没在岁月深处却依然鲜活的人物，并从历史人物不服命运、勇于抗争的行动中窥见自我的影子。《黑花》有着西西弗斯式的悲壮，同时也有着普罗米修斯那样的雄壮气魄，显示了金英夏在处理历史题材和进行宏大的叙事时的高超技巧和卓越才华，受到东仁文学奖评委会的高度评价，称之为韩国文坛的年度最高杰作，作家本人也认为这部作品是自己的文学转折点。
《夹在电梯里的那个男人怎么样了》是金英夏的另一个独特的短篇，与《哥哥回来了》同时发表于1999年第5期《现代文学》。小说讲述了一个城市上班族倒霉的一天：早晨刮胡子时剃须刀突然碎了；乘公寓楼的电梯，电梯却出了故障，只好
爬楼梯从15楼往下猛冲，跑到5、6楼之间突然发现电梯里夹着一条人腿；想拨119，却发现忘带钱包，又没人愿意借手机给他；公交车来了，为了上班不迟到，好容易说服司机同意他上了车，中途却遭遇事故；换乘另一辆车，却被人污蔑摸女人屁股，只好下车从市中心一路跑到公司；赶到公司，又被困电梯中；从电梯里出来，却因迟到挨了上司一顿臭骂；下班后匆忙赶回公寓打听那个夹在电梯里的男人，所有的人却对他冷眼相看……作者正是通过普通人的普通一天，写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彻底的不信任。小说极富动感，主题浅显而叙事到位，在不动声色间制造出一串连锁性冲击，让人在忍俊不禁之余不得不掩卷沉思。
薛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