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昔日已远
作者：佚名
“晚上好，”我在他身边立定，打着招呼，“幸会。”
“晚上好。”他应和着。
“这地方可从来都没变过。”我说。
“我们就喜欢它这个样儿。”他回道。
我点了杯喝的；我也的确需要喝一杯。
我注意到了一张废报纸上的出版日期，心里默算着爸爸此时只比我略老一点，差不多五十一岁的光景。我们从不曾像现在这般平等——或者可称得上是同龄人吧。
他正和坐在一旁的那人聊天，女招待和他俩一起纵声大笑着。我比谁都了解爸爸，或者这只是我的看法，于是不禁想上前与他拥抱，或者至少吻一下他的双手，就像从前那样。最终我还是克制住了这股冲动，而是远远地望着他由那人陪着，优哉游哉地在这酒吧里畅享快乐时光。这时我才认出那人是我学生时代一个朋友的父亲。他俩似乎并不介意我加入其中。
像很多人一样，我的许多挚友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会时常梦见自己的双亲，和那座伴我成长的老屋，尽管它朴实无华，鲜有特色。当然，我怎么也不会料到会和爸爸有这样的偶遇，还能与他交谈一番。
最近我总是觉得自己非常陌生。转眼到了五十岁的年纪，回想往昔光阴虚掷，岁月蹉跎，不由得悲从中来。另一方面我又无从抱怨：我担当着戏剧和电影制作人的工作，在伦敦、纽约和巴西都置有宅邸。但是我又的确忍不住唏嘘嗟叹着。我已清楚意识到了内心深处的种种纠结，这些困扰令我心神俱疲，但又不至于彻底毁灭。
与爸爸的巧遇发生在一个周一的晚上。我在乡下几个朋友那里度过了之前的周末，他们住的房子宽敞舒适，往来的朋友和蔼可亲，收藏的画作赏心悦目，连做菜的师傅也是厨艺精湛。那时对伊战争刚刚打响，相关报道频频在电视上播出。我们老老少少二十多人躺在松软的沙发上畅饮着香槟美酒，谈笑风生，直到荧屏上历历再现那狂轰滥炸中，原始的驴车、简陋的窝棚霎时间灰飞烟灭，当地人血肉横飞的惨相令在座的每个人都兴致尽失，神情沮丧。举国上下群情激愤，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托尼·布莱尔在政坛活跃多年，他的上任曾一度是众望所归，而如今他却沦为自安东尼·艾登①之后最令国人鄙夷唾弃的首相。我们生活在一个处处是尔虞我诈、人情疏离的年代。时局堪忧，而我们又无奈地看到，个人生活相形之下愈发显得平凡琐细，不足挂齿了。
午饭过后，我告别了朋友，乘出租车到了车站，这时方才发觉之前一直把玩在手的那个回形针落在了朋友家里。应该是在朋友的书房，我曾在那里浏览过一些书籍，对莫泊桑著作中的催眠效应，以及狄更斯关于催眠术的种种试验有了些许了解，那些尝试还一度使后者卷入了与一位友人妻子的纠葛之中呢。出租车把我送回了原地，我匆匆跑进屋里，不巧清洁工刚刚打扫完毕。是否要检查一下吸尘器里的垃圾呢?主人们这样问我。他们正彼此扮着鬼脸。然而之前我刚刚开始觉得自己在克服这些执著念头方面已经取得了些许辉煌壮举呢。这可是我的心理医生所说的原话啊。幸好第二天我就会去见一位更出色的医生了。
尽管回形针事件把我弄得心神不宁，但我还是回到车站搭上了火车。因为来时乘的是汽车，所以直至此刻我才发现这趟火车要在市郊的一处站台停靠，而那里离我儿时的老家只有几步之遥。火车缓缓驶入月台，虽然离开家乡已有三十余年，可我还是发觉自己禁不住极目远眺，希图辨识出些许熟人旧物。然而大雨瓢泼，一切都模糊难辨。就在火车即将驶离站台的一刹那，我抓起行囊，跳下车去，踏上了市郊的小街，至于之后要何去何从，我的心中则是一片茫然。
车站旁边曾有一间唱片行、一座书屋，一爿牛仔服装专卖店，还有那么几家酒吧。青年时代，经当地一位无名的审美学家引荐，我也成了酒吧的常客。那人也是我踏入社会后结交的第一位朋友，他见多识广、博古通今，这一点自不待言。让·科克托②是他最为赞赏的艺术大师。我们常在一起畅谈法国文学的兴衰、品评王尔德作品的优劣，探讨波普艺术的得失，然后再吃上几片急速片③，到车站的洗手间里乔
①英国政治家(1897—1977)。曾多次出任英国外相，在丘吉尔下台前的15年里一直被视为合适的首相继承人，但入主唐宁街10号不久，被誉为外交奇才的艾登就因将英国拖人苏伊士运河危机而被迫下台。
②法国艺术家，能诗善画，并创作了小说、戏剧、舞剧和电影，作品有诗集《好望角》、小说《调皮捣蛋的孩子们》、剧本《爆炸装置》等。
③即安非他明，一种合成兴奋剂，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英国青年中风靡一时，后因其副作用而被法律禁用。 装打扮一番，乘车去市区玩乐。与另一位打扮成吉米·亨德里克斯①的白人朋友一起，我们看遍了伦敦所有的戏剧演出。后来我在西区剧院的售票处谋得了一份差使，之后又干过舞台工作人员、引座员、化妆师的工作——甚至还当过几次导演——最终则踏上了作为制片人的“职业生涯”。
我问父亲姓甚名谁，何处高就。当然，对于如何讨得他的欢心我还是驾轻就熟的。很快，他就忘了旁边的那人，转而和我兴致勃勃地攀谈起来。但我心中的隐忧仍未解除：我们的外表是否颇为相像?我犹疑着。与他相比，我的衣着，还有那副洁白光鲜的假牙，价格更加不菲，我也更高更壮，整个算来身材要比他大上三分之一——我一向注意锻炼身体。但是我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了；而且也没有染发。爸爸的头发还几乎是全黑的。
父亲当了一辈子的会计，在同一间公司一做就是十五年。他正跟我讲他有两个儿子：在空军服役的丹尼斯和比利——也就是我。几个月前，我离开家乡去上大学，而且显然在那里混得不错。我那部全女性演出的《等待戈多》——按照爸爸的说法，“一出压抑得要命的戏”——已颇受好评。我真想说：“可我没有导演那部戏啊，爸爸，我只是个制片而已。”
我向爸爸介绍说自己叫彼得——每当与某人萍水相逢、交欢作乐，我便用上这个假名，连举手投足都与以往判若两人。其实这样做并非因为需要假以某种伪装：即父亲也许会问我从何处来或者做哪种工作，而是因为每次我开始答话，他总会打断我，然后苦口婆心地说教一番。
父亲说他坐骨神经痛的老毛病又犯了，想歇歇脚，于是我和他在一张桌旁坐了下来。爸爸望着那个女招待，说道，“她长得不赖，对口巴?”
“发型不错，”我回答说，“可惜，衣服穿得不怎么样。”
“谁管她穿什么呀?”
这是之前我从未发现的父亲的另一面；可以说与他一贯的行径背道而驰。就我所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