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这骆驼是咋回事？
作者：阿齐兹·聂辛
尽管那时候我一直不喜欢兽医这一职业，但一听说我要当地区兽医站站长，我的感觉变了；突然之间我喜欢兽医了。大概我也认识到了，没有别的出路，没有别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兴奋地准备着去那个地区，下决心当个好兽医，做出有益的贡献。虽说开始得晚了些，但通过多读书填补知识的空白，集中精力干工作，我就会迎头赶上。结果是，我要带到那个地区去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书，不光是兽医方面的书，还有我一直没有机会读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两本大词典，一本土英词典，一本英土词典。我打算好好利用在那里的时间提高英语水平。我也有英文版的兽医学著作。此外，我决定到了那个地区后坚持每天写日记，所以买了一本厚厚的日记本。
幸好在我要去工作的地区有一个国营生产农场。如果他们把我分配到国营生产农场，我就会更高兴，因为我在那里用得上兽医学知识，并且在实践中学到很多东西。再者说了，国有生产农场机会多啊。
一天晚上，我到达了那个地区，满怀着提高自我、报效国家、对本地区的畜牧作贡献和工作的渴望。我的东西装在一个大皮马褡裢、三个行李箱和一个挎包里——其中两个行李箱里装满了书籍——我住进一家旅馆，找到了合适的房子。我决定直到找到一个出租屋再打开马褡裢和行李箱。
等我进了旅馆房间，夜幕已经降临。第二天，一到上班时间，我准时赶到地区总部。由于有三个月都没有任命卡玛卡姆（区长）了，他的卡蒂普（区秘书）在代行区长职务，所以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他对我的到来表示高兴，把我分配到该地区的调令还没到，我就到了，他对此表示惊讶，之后他说，他希望五天或者十天之内调令就会到达。他接着问，我这么匆匆忙忙来的原因是什么？我说我知道，一个公务员自任命之日起十五天内不到单位报到，就会取消对他的任命；因此我一收到调令，就立即动身了。
我们在一起喝了咖啡。“是的，你说得不错，”他表示同意，“但是就目前来讲，我们这些公务员要请一位医生兄弟帮忙。我们得到一份医疗报告，说是我们病了几个星期或者一个多月了。你过去不认识什么医生吗？”
我告诉这位诙谐的、慈父般的男子：“没有人让我了解这一点。”
他露齿一笑说：“不知道并不丢人，不学习才丢人呐。从现在起，当去一个新的岗位时，要做的就是这个。”
这位代理区长告诉我，我要在任命状到了之后才可以开始工作。我询问我的办公室的情况。办公室就在附近。农业和兽医局的办公室占据了这同一幢大楼的第一层。“兽医组有几个人工作？”我问。他不知道，不过猜想有五个或六个。我谢了他，就离开了。我四处打听，才在破旧的大楼里找到了兽医站。其他政府办公室在上面两层楼。一楼挺大，有农业站，紧挨着农业站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在双扇门其中一扇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印着“T.R.”（土耳其共和国）——“兽医站”。两扇门用生锈的铁丝拴在一起，铁丝的两头用螺环固定在门上，上面挂着一把巨大的挂锁。他们说，兽医站的勤杂工就在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坐着，就派他们的办公室的勤杂工去叫他。不一会儿，我见到了我们办公室的勤杂工。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要不是我使劲儿抽回，他就会亲吻我的手。他看上去比我的父亲还老。
“进来吧。”他说，“我带您去您的办公室。”
农业站站长说我们晚上在第五季见面；所有的同志都在那里聚会。
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的上着锁的兽医站。我自然等着勤杂工用钥匙打开那把巨大的锁。系到锁头两端的铁丝都用带纹的螺钉拴到两扇门上。只轻轻一拉，其中一个带纹的螺钉就滑了出来。因为它的基座坏掉了。只留下挂锁在另一扇门的铁丝上耷拉着。勤杂工说，我要是知道这么轻而易举就打开了门，我就没必要在那里白白地等了。“如果门不用钥匙就能开，那上面为什么还挂着把锁呢？”他解释说，那把锁不是锁我们的，而是锁那些乡下人的。锁上的两把钥匙都丢了之后，才注意到螺丝的基座也坏了，所以门轻而易举就能打开。然而那些乡下人——很聪明的噢——一看见门上挂着锁，就不会费心劳神来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人，也不会把锁撬开。
我们走了进去。这就是我要当公务员，履行我的第一份职责的地方了：两个房间，一个很小，另一个更小，从一间可以通向另一间。里面更小的那一间是兽医站站长的，也就是我的。我问在职的有多少职工、工人和技术人员。总共有两个……一个是正在和我谈话的勤杂工，还有一个“卡蒂普·贝 ”，一位秘书先生。加上我，总共三个人。我问卡蒂普·贝在哪儿。很显然他下午才来。勤杂工说，他给炉子生了火就去通知卡蒂普·贝我来了。我告诉他不必麻烦他自己了。
尽管天气冷得要命，但勤杂工在生炉子之前还是把两个窗户都打开了，他解释说，生火的时候，炉子冒烟。他把木柴放进炉子（用锡或者油漆成黑色的铁皮做成），从前面塞进报纸，然后把报纸点着；烟开始从炉子里，从烟筒里喷涌而出——从四面八方喷涌而出。我嘲讽地认为，如果木柴是在房子中央而不是在炉子里燃烧的话，就不会弄出这么多烟来。火在炉子里烧了半个小时后，勤杂工关上了窗户。我走进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四条腿的旧办公桌，桌子没有抽屉和文件架；两把椅子（椅子一摇三晃，因为每把椅子都有一条短腿）；一张硕大无比、破烂不堪的皮扶手椅（至于他们是怎么把它挤进去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一个储藏柜——一扇门的玻璃没了，另一扇门玻璃碎裂。墙上挂着一份有两年历史的挂历，上面有汽车轮胎的广告。此外还有几件无法称之为家具的零零碎碎的东西。
吃午餐时，勤杂工从卖汉堡包的小摊儿那里给我买来一只汉堡包。他问我想喝什么，我选了ayran(搅打起泡的酸奶)，他回答说，在国内就能弄到搅打成泡的酸奶，因为在过去几年，可口可乐、汽水之类的饮料已经很普及了。了解到搅打成泡的酸奶至少在国内就可以制造，非常令人高兴；因此牛奶、酸奶以及搅打成泡的酸奶一定供应充足了。可是不！按照勤杂工的说法，过去是供应充足的；然而最近由于牛、绵羊和山羊的数量减少，酸奶和搅打起泡的酸奶都是用进口的奶粉制成的。
我在吃汉堡包的时候，勤杂工提到，有些日子卡蒂普·贝根本不来办公室，因为他没有电话，所以最好是我去他家让他知道我来了这回事。
勤杂工离开之后，我开始构思今天晚上如何写日记，记下我履行第一份职责的第一天，不略去任何细节和现实状况——痛苦的现实状况……我吃完那一半是面包、一半是肉的汉堡包，有些恼火地用食指在站长办公桌桌面上那一层灰尘上胡乱画起来——毫无意义的胡写乱画。只有精神病医生才能看懂的。
两个人走了进来：勤杂工和兽医站的卡蒂普·贝 。卡蒂普·贝表现出对我十分真诚的欢迎，真诚得您会以为我们都有四十年的交情了——我二十四岁。面对这份近乎过于熟悉的真诚，喜欢不喜欢吧，我被迫做出愉快的表情。
猜不透卡蒂普·贝的年龄，但他肯定也比我父亲年纪还要大。他喜欢文绉绉地使用含有“maa”这个音节的阿拉伯词语。每说一两句话，他都要用像“maalesef ,maattesüf , maalmemnuniye , maassükran,maalmecburiye , maalihtiram , maaliftihar , maahaza”之类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