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瘫痪
作者：阿玛丽亚·卡哈纳－卡蒙
谭心雨/译
当我的腿瘫痪，医生放弃治疗之后，我被送到了这里。
这是阿历克斯的主意。因为阿历克斯说，无论怎样，我都治不好了，也许乡间的空气会让我再次站起来。不仅话是这样说，一般都是这样认为的。至于我的意见，我是漠然处之，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
眼下，在这个即将归我用的房间里，农夫巴塞特把我从轮椅上转到了靠近窗口的躺椅，把我的旅行箱也拿进来了。我用还无法聚焦的眼睛看着四周。
年轻的巴塞特头发已经开始灰白了，他不再年轻。几年前，他的头发像一簇火，追赶着他的马，嘴里喊着“那个该死的畜生要朝哪里跑”，他的妈妈朝他喊“迪奇跑到哪儿去了”。
农夫搬着沉重的旅行箱，毫不费力地把它放在了屋角。他那时和现在都穿着一件破旧的皇家空军紧身短上衣，裤子没有穿裤带的圈，用一根黑色皮带扎着，裤脚塞进了脚上穿的威灵顿靴子。他嘴上叼着一个熄灭的烟屁股，眼睛看上去像一只饥饿的野兽，总是拎着成桶的牛奶穿过院子。但是，他就是几年前我路过这个地方时看见的那个人。他靠在门上，眯着眼看人，瘦长的下巴，眼睛里布满血丝，脖子上扎着领巾。他的眼睛里看不见饥饿的神情了，没有表情。不，他不记得我了，他回答说，他认不出我了。他边说边拿出一支自己卷的烟，小心地点燃。
这次，我听天由命了。在所有的地点中选择回到这里，这是阿历克斯的主意。同样，我也不想再麻烦重新介绍我自己，努力让他们回想起过去的事。从镶着细红线的蓝色天鹅绒躺椅上，以及躺椅一边的高高的扶手上，透过在我旁边的大窗户往外看去，我什么也看不见。透过大约在餐桌上方的小圆窗，可以看见树枝从外面抵在窗口。小圆窗的窗台上，有一个残留着厚厚的黄蜡的烛台，满是灰尘，置于一个红土陶盘子里，放在那儿作为一件装饰品。我的目光落在刷了石灰的墙上，砌墙的石头突出来像是粗糙的肿块；落在窗台上，那上面的木板如同公共浴室里泡旧的板子被晾干了，宽窄不齐；落在头顶的天花板上，乌黑的横梁支撑着屋顶。这里就这样吧。
现在，这农舍改造成了一间客房，淡季不开放。但是，一侧分开的小厢房还是尽可能为我开放了。我以前住这里的时候，这间厢房曾经是宽敞的厨房和食品储藏室。
农夫巴塞特大步走进来，点亮衣橱上的灯，拉上浑然黄色的窗帘，因为时近傍晚，天色灰暗，湿气袭来。他指着雇工说：
“他叫加里克，将帮助我来照顾你。我们会在这儿给你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
“这里就你们两个人吗？”
两个人都没作声。一时间，我感到一震，来自大地深处的震动，因为我突然发现，他们两人长得一样。但像在什么地方呢，好像双胞胎吗？
“我希望不要给你们添太多的麻烦，”我嘟囔着说，这样，对于加里克来说，也是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朝着他挤出一丝礼貌的微笑。
加里克只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没有反应，然后转身走了。
“加里克不会说话，”巴塞特跟我解释。
“从什么时候？”我好像又被震了一下，来自遥远的地方。
“我来给你生上火，”巴塞特指了指壁炉，答非所问地说。他说着就转身把大张的报纸揉成团，像要很随意地扔进壁炉，但却出于本能地从旁边低低一扔，好像在打保龄球。他是不是在暗笑，不，当他转过身来，脸上决无半点笑意，说道：“我去问问看。我们都不太多说话。”
“为什么？”我望着大窗户问道。我对一切都无所谓。
我想，我流放到了这里。也可以这么说，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流放着。
我想起了他的父亲，那个腰板挺直的老头，衣袖肘弯总是缝着皮块。他真有那么老吗？还是我太年轻？我还记得他曾经如何给临终的默特拉姆太太送了一束香豌豆花；记得他如何坐在那里磨蹭着自己的肘弯；记得他如何站起来，想要表达出同情，说“我要派一个工人来修剪你的篱笆，该是时候了”，如何匆忙走掉。
现在，巴塞特跪在宽阔的炉膛前。用来挂大锅的钩子还钉在炉膛上。撕碎的报纸，胶合板碎片——他是用手掰碎的，做完这些活，他站了起来。他猛地一动，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伸出脚踏在壁炉铁栏杆前的白石头上，使劲挥舞着皮煤斗，那东西又细又长，好像一只坚硬的锥形管子，来回挥舞，倒下来一块滚动的煤，好像从一个圆锥里倒出来。我觉得，这时的他看上去成了森林里的一只野兽。他们真的像野兽——一时间，这是不是第三次了？我好像被到来的夜晚的寂静和沉重震动。
“我曾经知道怎么点燃壁炉，”我说完，扭头不再看他。我对一切都无所谓。
此时巴塞特俯身从四周点燃了报纸，麻利地把木块放在上面，没有答我的腔。他只是又站直了身子，观察着火苗，双手来回搓着。
“来点茶怎么样？”他突然问道，“你要什么我就去拿来。”
“我在火车上吃过了。”
“很好，”他说着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我抱着双肩，看了看自己，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要这样坐多久，我想不起来自己身在何处。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加里克，他一言不发地拿出我的连衣裙、外套、内衣、手帕。把衣服挂好，把其他东西摆在抽屉里。
“请你把格子呢盖毯拿来，”我对他说。
他看了一眼放在床上的毯子，拿起来，对折起来铺在我的腿上，像一个护士那样紧紧裹在我身下，走开了。
最后我还是一个人待着。
大颗的眼泪滚下我的脸，擦去了又淌。我对自己说，这是旅途的劳累最终表现出来了。我闭上眼睛，用手捂住，还是止不住泪水。我没办法了，只好坐在那里透过泪光看着周围粗糙的墙壁，看着木板上一串串节疤，看着过时的家具。我就这样看着，靠在那个高高的扶手上睡着了。
敲门声把我惊醒。巴塞特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外套，领子竖起来，手里拿着一把很亮的手电筒。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卷边的帽子，虽然破旧了，但却显得很潇洒。我头也懒得抬，还靠在扶手上，就这么样看着他。在他身后，是寒冷的夜色，地平线上，黯淡下去的光辉如同遥远城市里的灯光照射到了天空。
他关上身后的门。
“我把晚饭端来了，”他说。
“几点了？”
“很晚了。我们不想把你叫醒。”
他点亮所有的灯。他大步流星地来回走动，这么大的房间也显得小了。
我叹息着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态，坐舒服了。他很专业地把碟子摆放在桌子上，按照标准的服务规范操作，最后把熨好的餐巾铺好。他把我搬到了轮椅上。
“我的表停了。电子钟放在那儿的抽屉里，还没接好电。”我抱歉地对他说。
他打开抽屉，拿出了钟。
“你接上电看看。其他电器，你也可以看看能不能用。也许和这里的电源不匹配，都是外国带来的。”
电子钟、晶体管收音机适配器、计算器适配器、电吹风和女用电剃刀都放在那个装长统袜、紧身衣和内衣的抽屉里。他拿出来，摊在床上，看上去很怪异。他把这些东西拿到眼面前看，又举着放远了看，努力想要认出上面的数字。
“等一下，我的眼睛也有问题。我带了一个放大镜。我的手提包呢？”
他不理会我的话，从卷盖式的写字台里取出我的笔，拿在他手里如同玩具，站在那里用笔把电器上的电压数字抄在手背上。
“等一下，”我用餐巾飞快地擦了一下嘴，“从写字簿上撕一张纸。”
“纸会丢了，不是吗？”他站在那里说，眼睛眯着看，手里不停地抄。他脑门上起了皱纹，身上穿的菱形花纹的羊毛衫四周边缘上都磨损了。
“上学校考试的时候，我没看见你把字写在手上嘛，我忘记了，也可能你写过吧，”我嘴里塞满东西，嘟囔着说。他直来直去地走了。我又独自一人了。
我吃完东西，把盘子推开，继续坐在那里，一只手撑着头。我又隐约听见外面传来巴塞特飞快地说话声音。他很像在做什么事，用他独特的语气说着什么，而不是一般男人的那种低沉声音。对答的声音响起来，是和一个女人在说着什么，可能是巷子对过墙那边传来的，像夜晚的嘈杂声。“是的，就是那个问题，在冬天。但是，”他说，“我们实际想买电暖器，也许冬天就好办了。现在他要退休了。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我感觉他们是在谈论我，谈论我到来后怎么办。真是一个小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