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另一个我
作者：胡利奥·加门迪亚
我马上到那个向我表明他已经离去的房间里去找他。我去门后找他，去桌子底下找他，去衣柜里找他，他不在。我到家里的其他房间去找他，他也不在。我妻子发现我去这儿去那儿，感到奇怪，便问我丢了什么东西。
“你只管放心，不是脑袋有问题。”我对她说，接着又骗她说，“我的帽子丢了。”
“你刚才去时还戴着呢。你不是对我说你要去什么报社登一则你想刊登的广告吗？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妻子说的话很不寻常。那么，我的另一个我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我忧心忡忡地冲到街上去找他或追赶他。不一会儿我就注意到(或者说我相信注意到)，一些行人老盯着我看，还窃窃私语，微笑或挤眼睛。这迫使我加快步伐，几乎奔跑起来；但是没走多远，一位警察向我走来，怀着戒心抓住我的手，好像我是个危险的或很难抓到的家伙。他通知我说，我被拘捕了。他用力抓着我，使我毫不怀疑这是真的。无论我自己提出抗议还是围观的人提出抗议，都无济于事。我被带到警察局。警察指责我喜欢打架斗殴，酗酒闹事，此外还指责我利用卑鄙、胆小的借口、巧计、狡猾手段和欺骗，逃避偿付某些咖啡债、汽车债和小物品的债款。我以我的名誉对他起誓，对那些债务我一无所知，我从没有听说过那些债务，也根本不认识那些人或地点，指责我闹事的地点(什么地点!)。
但是，我只得忍气吞声地申辩、解释，我没有勇气说出另一个我已令人羞愧地逃走——无疑他是那些欺骗行为的真正罪魁祸首——和要求追捕他。我屈辱地保证一定改邪归正。我被释放了。然后惊慌不安地——既是因为另一个我的消失，也是因为他的行为开始加在我身上的不光彩的麻烦——快步向当地发行最广的一家报纸的报社走去，准备刊登一则声明，宣布今后决不承认任何债务，除非是我自己所欠。报社的工作人员好像马上就认出了我，他用一种我觉得模棱两可的方式对我微微一笑，不等我开口他就把一张仍然散发着新鲜油墨香味儿的小清样和原稿交给了我。那字迹就像我亲手写的一样。更加奇怪的是，声明文字的授权签字也是我本人所签，声明的内容也是我想说的事情。然而我并不打算查问另一个我的新的欺骗行为——不是他又会是谁呢？——。既然声明上的每句话都是我想说的，我就付了连续刊登一个月的费用。声明的内容是这样的：
“为避免引起麻烦和可恶的欺骗，本人特向本市和外地我的朋友和有关人士声明：凡是‘他人’而不是‘我’所欠债务，本人概不承认。
安德烈斯·埃雷”
然后我回家了。但在回家前的那段时间里，我忍受着熟人们一个个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的话：“我在楼上看见你……”
或者：“我在楼下看见你……”
我妻子在平静地缝衣服，看见我回来了，就停下缝纫机，叫道：“你的脸色这么苍白啊!”
“我觉得不舒服。”我说。
“是消化不良，”她诊断说，“我找点泻药给你吃，晚饭你什么也不要吃了。”
我禁不住做了一个抗议的表情。怎么!我的另一个我所干的令人气愤的事情竟使我蒙受饮食上的无情痛苦，因为按照我妻子的逻辑，我必须承担他的罪过。这是我听到我妻子刚刚说的话后想到的。
但是我不愿意讲述关于我患精神分裂症这个异乎寻常的问题使她惊慌。她的心灵朴实、简单。听到我的讲述她准会恐惧万分，在她眼里我会变成一个可怕的魔鬼般的人的。精神分裂症！我的上帝!知道我出了如此奇怪的事情，我可怜的妻子会流下痛苦的泪水的。她再也不会同意一个人呆在仅仅透进一线暗淡光亮的房间里了。晚上，几乎可以肯定，她那种疑惧情绪会迫使我比平时提前许多时间回家，因为在我未回家之前，她已经不可能无忧无虑地睡觉，而当我比往常在外头耽搁久些的时候，回来后也不会看见她在深夜里入睡。
尽管白天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仍然相当清醒地预料到吐露出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即使另一个我的离去归根结底可能是暂时的，但是长时间忍受家庭的平静生活发生的如此严重的变化，就像我的精神分裂症的消息引起的那样，是困难的，虽然并非不能忍受。然而，事情都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令人感到意外的发展方向。另一个我的离去最初不过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最后却变成了一种在最可耻的背叛史上登峰造极的背叛行为……这个残酷无情的人……
但是我注意到，气愤的心情——此外，这种心情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使我远远离开了准备简单讲述事实的方式。毫不编造毫不过分地说，事实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我出去了。离开前我有节制地吃了饭，因为我妻子要我这样吃饭，并且不顾我一再表示反对，对我说非要为我准备一种速效泻药等我回来喝不可。她估计，我可能跟往日一样大约在半夜十二点回来。
为了忘记白天受的惊吓，我在咖啡馆里和几个朋友在一起。他们几乎都在偶然的时刻和不同的地方见过我，他们居心不良地谈到一些事件。据我推测，那些事件一定和我有关，但是我不想直接查问任何事情，也不想澄清什么问题。我对我的秘密守口如瓶，最大限度地掩饰着发生的事情，尽量削弱事情的重要性。一场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使我们在那里逗留到很晚。直到凌晨两点我才回家，猛地推开了门，好让门的吱嘎声尽可能短一点。家里一片寂静，但是我妻子虽然睡得很沉，还是被惊醒了。她微微睁开眼睛，含糊不清地问我服了泻药后情况如何。
“泻药!”我叫道，“我刚从外头回来，没看见什么泻药!你说说怎么回事，说呀，快醒醒！你说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她伸了个长长的懒腰。
“可能，”她对我说，“是可能的，你是当着我的面服的……当时你和我待在一起……并且……”
“……并且!……”
我明白了，这是另一个我的可怕的欺骗行为。他的背叛行为使我感到恐惧、恐怖和气愤。我妻子看到我面色苍白。
“这是泻药的作用！”她说。
尽管没有人，甚至连她本人也没有发觉另一个我所犯的罪行，但是耻辱仍然是无法挽回的，那总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哪怕保守着秘密。我双手发抖，毛发直立，心中充满恐惧，当我妻子翻过身去背着灯光、由于疲劳而很快又睡着的时候，我离开了卧室，用手边找到的一根绳子拴在一根房梁上上了吊。旁边挂着“小耶稣”鹦鹉的笼子。很可能在我像钟舌一样悬空吊起来时弄出了声音，把“小耶稣”惊醒了，它抖了抖头上的羽毛，像往常那样冲我叫道：“再见！博士!”
我有理由相信，无疑正从某个临时藏身处借着黑夜的阴影监视我的活动的另一个我，会立刻占据我的尸体，把它摘下来，自己钻到里头去，然后回到夫妻睡觉的卧室去，在尽情地享受我的寡妻最热烈的抚爱中度过后半夜。我的这个想法是建立在这个不寻常的事实之上的：我的自杀没有产生效果，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在我家中，似乎谁也没有发觉我已经永远消失，既没有哀痛，也没有举行葬礼。报纸既没有用大标题也没有用小标题暗示这出悲剧。朋友们依旧打趣、开玩笑，依然拍着另一个我的肩膀，仿佛他是我本人。“小耶稣”也从没有停止叫喊：
“再见!博士!”
毫无疑问，另一个我一开始就实行了一项精心制定的计划，以便产生实际上已经产生的结果。他准确地预见到了在他以迅速而令人茫然的连续性向我介绍的事情时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事先推知了我的不安、我的痛苦和绝望的心情：他准确地估计到了一大堆奇怪的问题一定会导致我自杀的时刻。这个时刻标志着他的计划的幸运结局；显然，只有一位赢得我的全部信赖的另一个我才能实现这样的计划。首先他完全了解我的心灵最深处的反映，这为他提供了正确制定诱导我迅速自杀的计划所需要的条件。其次，如果他能够在我妻子和一切认识我的人面前冒充我本人而未被识破，那是因为他暗中熟悉我的习惯、思想、表达方式和同别人的亲密关系。他善于模仿我的声音、我的表情、我的字体，特别是我的签名。此外，他也了解我的小保险柜的结构。于是我的全部财产都自动地转到他手里，在其他情况下那么严肃的法律都不能以任何方式避免我所遭受的不公正。我经过那么多年无可指责的行为和正确的举止所赢得的信誉也被他据为己有；同一家报纸每天继续刊登着以他的签字(模仿我的签字)授权的这份同样的声明：
“为避免引起麻烦和可恶的欺骗行为，本人特向本市和外地的朋友和有关人士声明：凡是‘他人’而不是‘我’所欠的债务，本人概不承认。
安德烈斯·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