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Ｘ日
作者：［德国］玛丽—路易斯·卡什内茨
恰巧，校长正站在校门口，和房屋管理员谈话。校长摇晃铁栏杆，显出一副担忧的神情。显然围栏不结实了，需要加固。
“您好，校长先生！”我走上前责问道，“您不认为有必要让孩子们回家吗？或许您得到的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
“为什么？”校长十分吃惊地问，“我应该让孩子们回家？”他那样看着我，似乎我缺乏理智。
我随即敷衍说：“是啊，究竟为什么啊？您问得很有道理。”我从他身边径直向前走去，他在身后迟疑地看着我，连房屋管理员也怀疑地看着我，但是他们无权阻止我走进校园，去接走我的孩子。一会儿就要打铃了，最后一节课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时，从体育馆里走出了一群学生，我认出了阿尔诺，我兴奋得涨红了脸，心想，假如此刻末日降临，我们至少还见了最后一面。
可是，没想到，阿尔诺和他的同学们从我身边径直跑过去。等所有学生走到拐弯处时，他又走回来，生气地说：“你在这里干吗？你让我多没面子啊，你到楼上初一班找克劳斯吧，不过他也会不愿意在这里见到你，这里不是幼儿园！”
“算了，算了。”我悻悻地转过身。谢天谢地，校长已经不在校门口了。
午饭几乎做好了，也就不急于回家了，我在街上慢慢溜达着。在拐角处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内容和早报一样。许多人行走在路上，女人们身穿红色和蓝色的连衣裙，挤在花摊周围，买束太阳花，小心翼翼地捧着。可惜没有人会度过这个夜晚了。我想到“恐怖”这个词，念叨了好几遍，这个词如同闪电霹雷一般，开始在我脑海里肆意轰炸。
想着想着，已走到了我家的楼门前。走上楼梯，孩子们扑了过来，他们饿坏了，但心情很不错。老大好像已经忘了我去过学校的事。
我们吃完午饭后，阿尔诺说，“别听收音机了，还是帮帮我吧，我们要写一篇关于威廉·退尔的德语作文。盖斯勒的谋杀是不是复仇行为？”
“是，”我边说边打量着他那平滑而美丽的前额和结实的胳膊，“也许是吧。我想听听新闻，你去坐下。”我看看手表，已经到了新闻时间，但电台没有播放新闻，而是在放流行音乐。
“退尔是怎样的一个人？”阿尔诺问道，“你什么看法？”
退尔？对，我顿时想到了“撤退”，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和小巷，离开这里！我的表停了，所有人的表都停了，然而无人察觉。不，有一个人知道，电台里的这个人，他播放流行音乐而不播报新闻，这个人肯定知道这一切，他将送我们去死。
老二埋怨道：“帮我清洗清洗玻璃鱼缸，行吗？爸爸说，鱼儿要憋死了，如果它们憋死了，爸爸就不会再给我买鱼儿了。”鱼缸里的水成了浑浊的脏水，一眼望去，那漂亮的鱼尾巴像灰色的影子一般在游动。憋死，我心想，或许我们也将会憋死。
一个被宣判死刑的人，在他生命最后一刻会做些什么？无论如何，他绝不会写德语作文，更不会去清洗鱼缸壁上的黏液。“我想给你们读点东西。”我边说边跑到书架旁，歌德的《激情三部曲》，这不适合孩子；让·保罗的《金星》，随便吧，什么书都行，动作快点，赶在他们反驳之前。我开始朗读，读得很快，却经常打梗，孩子们怎么可能理解这些话？他们不必理解，只需将一些诗人写的话一起带进地狱，所有民族将集体踏入黑暗世界，一个身影挨着一个身影，所有人都没有表情。我朗读的时候，老二正全神贯注地用一个小鱼网捞鱼，把它们放进一个装果酱的玻璃杯里；老大则把足球小人画到纸上。没过一会儿，他打断我，礼貌地说：“很棒，老妈！可是我必须写这篇作文，我没功夫听。”“好吧。”我心想，还是听天由命吧。那么，听天由命又该做些什么呢，生命结束前，没法列出一个清单，写好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把末日的真相告诉孩子们，但这样做也很可怕。“几点了？”我喃喃自语着。还是等丈夫回家再说吧，或许他打听到一些消息。五点刚过，丈夫回到家，他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提起我打电话的事。我望着窗外，所有车辆都开往一个方向，驶出这个城市，没有一辆开进城市。逃离是情理之中的，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身为公务员的丈夫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所有人不能逃跑，也不得将这种恐慌气氛升级。
六点左右，关系要好的一对夫妇打来电话，邀请我们明晚去听音乐会。门票我们也有。我打电话给售票处，问音乐会是否如期举办。对方反问我，为什么不？或许恐慌气氛还谈不上，而且关于车辆逃离城市的论断，我也肯定搞错了，人总是很容易胡思乱想。
丈夫把工作带回家，正在写字台旁忙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踢足球。我翻出几本旧相册，把它们捧到丈夫的工作室里。“这是当时的我们，”我说，“婚礼过后的那几天。这是老大，当时他才一岁。这是我们在波西塔诺度假，你看啊，我们攀岩，划船。”每一张照片都唤起了一些林林总总的回忆，风景、谈话、争吵和温存，日日夜夜，整个生活重新浮现在眼前。虽然我无法向丈夫表达海誓山盟，但我可以让他感到，我们最后一天的生活充满爱。我小心翼翼地把第一本相册推到他面前的文件上面。“啊哈，”他和气地说。随意翻看了几张老照片，接着他看了看表，说：“我们能不能晚上看，或者星期天，现在我很忙。”
我也看了看表，快七点了，太阳下山了，白天总算过去了。但我知道，X日还没有过去，该发生的迟早要爆发。半个小时过后，丈夫喊孩子们吃晚饭。因为他们经常磨磨蹭蹭，所以饭前两个孩子、父子间总会有些争吵，说些气话。假如此时此刻，末日来临，我们必定是说着这些气话，怀着世界上一切旧有的仇恨，一起走向灭亡。
晚饭我们总是吃冷餐，我们从不在饭前祈祷。但现在例外，我站在椅子跟前，双手合十，孩子们十分惊讶，丈夫也厌烦地看着我。但我还是竭力去做，念叨了一小段小时候学会的祷告词，而后红着脸，还说了一些杂乱无章的话，感谢我们的生活，请求安然地死去。
我觉察到，丈夫想打断我的话。他以坚决的口吻说，“现在我们吃饭。”他一屁股坐下，孩子们也坐下来，长长地松了口气，问我们饭后是否可以和他们一起玩，比如，用汽车商标玩牌。这种游戏我觉得很无聊，但丈夫痛快地答应了。“好啊！不过，玩之前我们要听听新闻。”他朝我瞥了一眼，或许他想，“这样会让她心情平静下来，谁知道，她还会干出什么蠢事，今天她的心情实在糟透了。”
“是啊，”我说，“我们可以试试，但不一定能行，中午就没播新闻，放的是流行歌，还有一首意大利语歌，没有新闻。”
“看看吧，”丈夫说，“现在整八点了。”我们走进起居室，打开收音机。我们坐在椅子上，期待着熟悉的声音出现。可是出乎意料，听到的是另一种声音，一个完全无法描述的、哀怨的、波涛汹涌的怒吼声，上下翻腾，像一种妖怪，但又不像。或许它不是从收音机里发出来的声音，而是从外面传来的，它简直令人疯狂。只见丈夫弯下腰，转动收音机按钮，双手苍白，前额青筋蹦突。孩子们也吓呆了，问：“爸爸，怎么回事？妈妈，怎么回事？”小儿子的手使劲抓住我的胳膊。
“怎么了？”我突然愉快地说，“这个破东西，肯定出故障了，我们不去管它了。玩牌！快去，拿牌来。今天有奖品，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我在抽屉里藏了些好东西，我现在去取来。哎，克劳斯，把椅子摆好。”丈夫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恐惧。我本想过问，但转念一想，又改变主意，意识到只有生活能够拯救生活。我跑到卧室的柜子前，一个漂亮的、印着星星图案的蓝色的球，一只手电筒和一辆消防车。这么大，我得把它们藏起来。我把奖品裹在浴巾里。“你过来一下。”丈夫低沉地说。是的，他的声音很低沉。我走进起居室，笑着，胳膊下面掖着那些裹起来的奖品。怒吼声依然清晰，我们得用别的声音来压过它。我们有留声机唱片，甚至还有那首意大利的流行歌曲。我放上唱片，是交响乐，声音很响。这时，老大已经发好了牌，喊着：“谁先开始？还是我吧。爸爸，你的载重汽车下面有没有大力士？”丈夫大声回答：“很遗憾，没有。”
是的，就是这样。卡珊德拉的情况有所不同，肯定是因为她没有丈夫和孩子，需要向他们撒谎，正如现在我欺骗丈夫和孩子们一样，虽然跟直接告诉他们——你们要死了，为什么你们没有相信过我的话——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我没有说。在这漫长一天的最后时刻，我终于醒悟，原来我在欺骗自己。这一天快过去了，不会发生什么事，于是开始制定明天的计划，我大声说：“明天是星期天吗？哦，不，不是，没关系，等到星期天，我们开车去湖边，你们听到了吗？”孩子们大声喊道：“我们可不可以带上折叠船和游泳衣？”尽管我知道，现在游泳，水太凉了，但我还是说了声“行”。
或许，就在这一刻，将会发生我无法描述的那一幕：极度恐惧，跳起身，到处乱窜。将来有一天，人们会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尸骨，干瘪的喉咙和分叉的手指。上帝知道，我们手里曾经拿的是什么，或许是扑克牌。只是，能找到我们尸骨、并会想起我们这家人的人们也已不在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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