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一切正常,一切都好

作者:[俄罗斯]维多利亚·托卡列娃 作 宋秀梅 译




  维多利亚·托卡列娃(Viktoria Tokareva),俄罗斯小说家,剧作家。1937年11月20日出生在列宁格勒一个工程师家庭,战争时期全家撤退到了乌拉尔,回到列宁格勒后中学毕业,考入了音乐学校(1956-1960年)。婚后,她跟随丈夫移居莫斯科,并于1961-1964年在莫斯科少儿音乐学校任教。1964年因为未能考取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她转而投考苏联国立电影学院的电影创作专业,并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964年她发表处女作《没有谎言的一天》,此时正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最后一段时间,随后就是长达20年的“停滞时期”。托卡列娃有幸赶上了解冻的末班车,作品也日臻成熟,频频出现在《青年》和《新世界》等杂志上,同时还创作电影剧本,1968年第一个剧本《文学课》被搬上银幕,充分显示了她在剧本创作方面的才华,她也在小说与电影剧本之间找到了自己一生钟爱的事业。1969年她的第一本小说集《根本不存在的事情》问世,但接下来的70-80年代,托卡列娃作品的出版也相对“停滞”了,每隔五年才出版一本中篇或短篇小说集(1969-1991年她总共才出版了四部作品集,其中有《没什么特别的》、《飞荡的秋千》、《说与不说》等)。苏联时期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惟一的创作原则,但在托卡列娃的作品中读到的是爱情、友情、亲情、疼痛、苦闷、温情、孤独等等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情感。她独自开辟了一条远离政治、洒满了爱的乡间小径,但幸运的是她没有遭受种种罹难,还能继续自己钟爱的写作事业。读者们期待着她那孤单、但是纯净、真诚的声音,从报刊杂志上剪裁下她的作品互相传阅,她的小说成了苏联时期的经典作品。
  苏联解体后,托卡列娃的创作渐入佳境,虽然她没有创作过一部长篇小说,但所有的中短篇小说集都甫一问世就成了畅销书。在最近的15年,她总共出版了十多本作品集(包括《西班牙斗牛》、《不要做》、《会飞的马》、《嬉皮士的末日》等等),几乎每年都推出新作。著名作家尤里·纳吉宾在她的第一部作品集《根本不存在的时期》出版后就曾经说过:“她只有好的、非常好的和出色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文坛出现了“托卡列娃现象”,每个书摊上都摆着两三本甚至更多托卡列娃的作品,不论在书店还是图书馆,读者都会对她的作品趋之若鹜。1995-1996年间更是托卡列娃作品的“出版高潮年”,她成为当时俄罗斯出版作品最多的前十名作家之一。2005年她的作品集《幸运鸟》一问世就好评如潮,2006年初她又发表了《行与不行》这部作品集,其中选编了她近几年深受读者喜爱的《射手》、《玛莎与费利克斯》、《转机》、《宴会厅》等小说。托卡列娃几乎是惟一一位从苏联时代至今作品一直保持很高发行量的作家,她的作品还被介绍到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中国等国家。此外,她还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她的剧本被拍摄成二十多部电影,其中《米米诺》(1977)、《成功的绅士》(1971)、《钢琴上奔跑的小狗》(1978)还成了经典影片。托卡列娃现为俄罗斯作协、俄罗斯笔会会员,1987年得“荣誉标志奖章”,1997年获莫斯科-彭内文学奖, 1998年获第四届俄罗斯电影节“文学与电影”奖, 2000年在戛纳电影节上她由于“对文学和电影作出的贡献”而再次获奖。
  托卡列娃一直把伟大的文学家契诃夫视作自己的老师,把“简洁是天才的姐妹”这句话当成自己创作的座右铭,字里行间渗透着内在的张力,没有一个多余的句子,每个句子都是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能够通过读者的想象产生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令人难忘的形象。她所生活的时代在变迁,但她的创作主题和笔下的人物的内心却没有变化。批评家弗·诺维科夫评价她:“在她叙述严肃问题时,我们能够找到那种特有的嘲讽式的思维方式,所有人都熟悉的简单的语言。”她在各个时代都一如既往地以女人特有的细腻、温柔,略带幽默、嘲讽地娓娓叙说着严肃认真的话题。她常常被称作俄罗斯的弗朗索瓦兹·萨冈,她的小说充满了爱的能量。她给自己总结的写作哲学就是:“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爱,那么他就死了。他充其量是假装活着。” 托卡列娃描写“所有人”的生活:语言学家、家庭主妇、工程师、批评家、外交官等等。她描写人的孤独、委屈、不被理解、精神和心灵的煎熬,描写“爱”如何照亮日常的灰暗的日子。爱就是一切,没有爱,生活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爱和被爱,更多的时候,爱这种美好的情感都是和痛苦、委屈、自我牺牲和自我放弃丝丝相连,无法分开的,但尽管如此,托卡列娃笔下的人物还是期待着爱和幸福。在下面介绍的《一切正常,一切都好》这个短篇中,尽管博恰罗夫作为一名外交官已经被苏联国家机器所驯化,但他的心底依然渴望爱,渴望理解和自由,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是托卡列娃爱的理念的典型体现。
  译者
  
  
  姓、名、父称——博恰罗夫,阿列克谢·叶菲莫维奇
  出生日期——1948年
  工作地点——《消息报》新闻社
  来此目的——出差
  
  博恰罗夫填好了一张住宿单递给管理员。管理员拿起住宿单和身份证开始核对。博恰罗夫在一旁等候。其实他的父称不应该是叶菲莫维奇,而是尤希莫维奇。当年,憨厚质朴的老爸认为,尤希姆——一个乡下老粗的名字,听起来很没有修养,于是就在身份证上登记了叶菲姆这个名字,不由自主地把儿子变成了叶菲莫维奇。阿勃拉姆,叶菲姆——这些都是东正教名字,但常常为犹太人使用。当然,国家是多民族的国家,但何必把别人的名字加在自己身上呢?自己的已经足够了。不过,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一切正常,一切都好。
  出生日期:1948。这里不需要删节也不需要补充任何东西。战争在1945年结束。尤希姆从前线回来了,虽然受了严重的震伤,但还是一个手脚俱全、完完整整的人。他以为,国家会感激他。但是他听到的却是:“国家不欠你任何东西,你的一切却都是国家给的。”尤希姆一辈子都在生产中完成或者超额完成计划,但他没有挣来汽车,也没有挣来别墅。夏天还在小凉台上晒太阳。劳动从他身上取走了健康、岁月,然后吐给他少得可怜的退休金,连一声“谢谢”和“抱歉”都没有。占便宜的是那些善于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的人。这类人不指望国家会关心他们。他们自己关照自己。于是现在他们应有尽有,并将这一切留给自己的孩子。但尤希姆却一无所有,除了尤希姆这个名字。这是惟一他自己弄到、可以留给儿子的东西。
  工作地点:《消息报》新闻社。国际专栏记者,大众信息工具。博恰罗夫作为“工具”工作了15年。这期间的七年半都呆在遥远的印度马德拉斯城。当有人问起:“在那里怎么样啊?”——他妻子都是回答“取暖不错”,她指的是那里的阴凉处也要15摄氏度。
  在马德拉斯期间,博恰罗夫担任办事处主任,回到国内仍然是每月拿360卢布的主任,加上额外的50卢布,还有采访、发表文章——收入超过500卢布。在我们的国家还有谁能有如此的收入呢?教授们?副部长们?
  整栋住宅——摆满日本的工艺品和俄国的古玩。红木家具看上去厚重、温和、生动、散发着年代的气息。它似乎在诉说着旧日的生活、过去的主人们——漂亮悠闲的妇人,高雅潇洒的男子。不能排除这种情况,普希金曾经多次坐在这个沙发上,给女主人的相册题诗。当你生活在古董中间,那么,然后就不能再呆在现代的刨花板墙壁中间了。好像,在你的周围有什么差别吗?主要的——是自己心中有什么。然而,你周围的那些东西不经意中会渗入到你的内心。突然间你会发现,你的心灵被无聊枯燥的刨花板箱压得透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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