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作者：［俄罗斯］尼古拉·亚基姆丘克 作 万海松 译
亚基姆丘克著有《失败之轮。诗歌》（诗歌小说合集，1989年）、《我的斯大林》（1991年）、《一半是俄国，一般是中国》（1993年）、《开拖拉机的叶皮凡们》（1996年）、《空中的痕迹》（1996年）、《古怪人之书》（2001年）等诗歌或小说集。他还创作了《海明威、塞林格、贝克特：三个志同道合的人》（2001年）等剧本，其剧作曾在国内外舞台上上演。
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恐怕还是记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苏联因“不劳而获罪”而被审判的经过的《如何审判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案件》（1990年初版，1996年再版）一书。该书的部分内容曾于1989年在俄国国内的某些杂志上发表，全书很快就被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1991年，在该书的基础上，他与别人合作完成了电影剧本《约瑟夫·布罗茨基案件：黑色教父》，该片由俄国著名导演谢尔盖·巴拉基廖夫导演，1992年在莫斯科尼卡电影节（1988年由苏联电影家协会创办）上获得了“最佳记录片奖”。
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Joseph Alexandrovitch Brodsky），诗人、翻译家，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40年5月24日出生于列宁格勒，1960年开始发表诗歌处女作。因喜爱诗歌，布罗茨基在上世纪50年代半工半读，阅读了大量的俄语诗歌，自学了英语等多门外语，在诗歌创作的同时开始了诗歌翻译。1963年，他凭借《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一诗开始在苏联诗坛扬名，他的诗歌对当时的文学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年11月，《列宁格勒晚报》发表了《准文学公蜂》，公然指责布罗茨基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1964年，布罗茨基被捕并判处流放苏联北方阿尔汗格尔斯克州的冻土地带。1965年，经过阿赫马托娃等文坛著名人士的斡旋，布罗茨基的刑期被缩短，很快返回了列宁格勒。1972年，布罗茨基离开该市，开始其流亡国外的生活，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一些大学教授诗歌分析和创作课程，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的“桂冠诗人”称号，1996年1月28日在纽约病逝。
布罗茨基虽一生坎坷，生活动荡，英年早逝，但他对诗歌的热情不曾稍减，无论是在那冰天雪地的流放地，还是在奔波辗转的流亡海外旅途中，他都能迸发出灵感的火花，捕捉到优美的诗句，写下隽永的诗行。他的诗集和散文集有《长短诗集》（1965年）、《<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及其他》（1967年）、《停留荒野》（1970年）、《美好时代的终结》（1977年）、《话语的部分》（1977年）、《罗马哀歌》（1982年）、《小于一》（1987年）、《水的印迹》（1992年）、《悲伤与理智》（1995年）等，另著有剧本《大理石》（1984年）等。
布罗茨基的诗歌延续了俄国白银时代文学中“回复到古典时代”的创作精神，开创了俄国传统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成功对接的范例，为世界诗歌贡献出了诗人如何对待诗歌与时代的人文品质，其诗歌中创造性的语式、深刻的寓意、普渡众生的情怀，无不体现出他对文明的热切向往和执着坚守的立场。那场在特殊年代里发生在诗人头上的闹剧，即随意捏造的侮辱诗人的罪名以及由此带来的审判和流放，毫无疑问在诗人的诗歌创作和人文思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对读者而言，看完尼古拉·亚基姆丘克的采访报道《“我的工作就是写诗”——约瑟夫·布罗茨基案件》（），将会对诗人的诗歌本位情结和非凡的人格魅力有更加直观和具体的认识。
本文译自俄文杂志《青春》1989年第2期。文中的注解除了特殊说明的以外，皆为译者所注。
译者
案件的来龙去脉（倒叙）：
1987年：约瑟夫·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
1972年：约瑟夫·布罗茨基离别苏联；
1964年：诗人遭到审判；
1963年：《列宁格勒晚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准文学公蜂３》的杂文，揭发布罗茨基是不劳而获分子；
1961年：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5月4日颁布《关于加强与逃避社会有益劳动和过反社会的寄生生活方式的人进行斗争》的命令。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型了，或者更确切点说，是成为畸型，也许在七十年代就变得畸型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曾试图在文学领域里一展身手。应该说，在诗歌方面我们曾有非常优秀的导师：大卫·萨莫伊洛夫４，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５，鲍里斯·斯卢茨基６，奥列格·丘洪采夫７，尤里·列维坦斯基８，伊戈尔·什克利亚列夫斯基９。地下出版的诗歌则是吸引我们的另一极，约瑟夫·布罗茨基就是这一极的领头人。
我读了由弗丽达·维格多罗娃记录的审判诗人的速记稿。不过，这一过程的所有波折，所有焦点，具体的情况，只是在我开始为这篇稿子收集材料时才得以发现。审判一位23岁的年轻人，是因为他选择了诗歌作为他自己毕生的事业。报纸杂志很少发表他的作品。要知道，处于他的地位的可以是任何一位才华出众的或简直是天才的青年，只要他把为缪斯服务作为自己的劳动之路的话。不仅在那时，就是在如今，年轻人的遭遇也很复杂，谁还能扮演做出“诗人不是诗人，艺术家不是艺术家”这种判决的仲裁法官的角色？也许，艺术家的目光投向未来，他不为同时代的人所理解，也不被他们承认，难道就可以因此而审判他们了吗？
弗拉基米尔·乌弗良特，诗人：
“每当回忆起审判布罗茨基的年代，我就想，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那个时代非常不稳定和严厉，任何情况下都时不时地有跟文学相关的人被逮捕。比如，50年代的‘未来主义者’米沙·克拉西利尼科夫就是其中之一。有一篇评论文章读到他，好像是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题目叫《身上长鹅毛的三个人》。他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在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举行的一次未来主义的抗议活动。这次抗议新奇有趣，它是未来主义加上斯拉夫主义性质的抗议。他们进入了某些歪斜的大门之后，示威性地喝起了面包渣汤，还用民歌的调子放声高唱卡缅斯基１０的诗歌……
“约瑟夫遭遇到这种选择，在我看来，原因还在于，他是整个列宁格勒市青年文学界中最著名的人物。”
娜塔丽娅·格鲁季宁娜，诗人，青年文学家联合会的领导：
“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列宁格勒有一个特点最有代表性：党的机关认为，应该给纠察队以较大的自由权。因此，民事自主权就得到增长。而且不仅是各区的纠察队，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类机构的纠察队，甚至连研究所的纠察队，都得到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它们所使用的这些权利远不是一直应该加以使用的。况且，那里还有非常年轻的人们。他们有时甚至把自己的活动当儿戏，监视别人，换身衣服，粘上胡子。至于捷尔任斯基区的第12纠察队，总的来说，它的表现极其恶劣。那里都是些可疑之徒在忙活，不过他们的身份都是得到了证实：有区特派员，国家汽车检查局的社会监察员，社会侦查员，社会公诉人，而且他们都以此耀武扬威。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莱纳，国家矿井设计院的业务主任就曾是这些人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