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帕慕克府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作 杨振同 译




  我母亲、我父亲、我哥哥、我祖母、我叔叔和婶婶们——我们都住在同一座五层楼高的大宅院子里的不同楼层上。直到我出生前那一年,这一大家的不同支系(像那么多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大家族一样)还都是一起住在一个庞大的石头宅院子里。1951年,他们把这个宅院租出去,给了一所私立的小学,在隔壁的一片空地上建成了现代结构,这就成了我们的家。在正面,为了保持那时的风俗,他们很自豪地挂上一个牌子,上书“帕慕克府”。我们住在四楼,不过我刚长到能从我母亲的膝盖上爬开的时候,我就在整个大楼跑开了。每层楼至少有一架钢琴。当我最后一个打单身的叔叔放下报纸很久不看,去结婚成家,而他的新婚妻子搬进了宅院的一楼,她把她的钢琴带了过来。从那时起,她半个世纪的光阴都是在朝窗外眺望而度过的。没有人弹过这架钢琴,也没有弹过别的钢琴。
  在每一家,还有一个锁着的玻璃柜,里面展示着中国瓷器、茶杯、银器、糖碗、鼻烟盒、水晶玻璃杯、玫瑰香水瓶、盘子和香炉,这些东西谁都没有碰过,尽管我有时候在这些东西中间给我的微型汽车找到了藏身之所。有一些没有用过的桌子,镶嵌有珍珠母,穆斯林的头巾架,尽管上面从来没有挂过头巾,还有日本屏风和新艺术屏风,屏风后面什么也没有藏着。书房里摆放着我叔叔的医学书籍,在玻璃后面积满了灰尘:自从我叔叔移民到美国以来,二十年了,从没有人碰过那些书。在我儿时的心目中,那些房间是给死人装修的,不是给活人的。
  如果我祖母认为我们在她那镶有金丝线的椅子上坐得不够端正,她就会要我们注意:“坐直了啊!”起居室不是一个你可以希望舒舒服服地坐着的地方,而是一座座小小的博物馆,专门向假想的来客展示,这一家人已经西方化了。一个人在斋月①期间不斋戒,他在这些个玻璃橱柜和死寂的钢琴中间居住所遭受的良心上的痛苦可能比静静地盘腿坐在一个满是坐垫和长沙发椅的房间里要少一些吧。尽管大家都知道,西方化就是摆脱伊斯兰教戒律的束缚,但是谁也不清楚还有什么别的好处。所以您不仅仅是在伊斯坦布尔有钱的人家能看到这些随意而阴郁的(但有时又是富有诗意的)西方影响的陈列品,在整个土耳其都能见到。只是随着电视机时代的到来,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些陈列品才过时了。人们一旦发现,坐在一起看晚上的新闻节目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的时候,他们的起居室就从小博物馆变成了小电影院——尽管您还能听说,旧式的家庭把电视机放在中央走廊上,只有在假日里或者有特殊的客人来访才打开起居室。
  如果有人问,我祖母就会说,他赞成阿塔蒂尔克②的西化工程,但事实上——在这方面她和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一样——不管是对西方还是东方她都不感兴趣。而今她很少离开家,不过,在她和我的祖父订了婚之后,在嫁给他之前,她做了一件在1917年的伊斯坦布尔非常勇敢的事情:她和他一起出去,去了一家餐馆。因为他们隔着桌子互相对面而坐,还因为有人给他们端来了饮料,我喜欢想象他们在佩拉的一家咖啡餐厅,那时候,那一带大多是基督徒。我祖父问她要喝点什么(意思是喝茶还是柠檬),她觉得他要给她一些烈性酒,所以就严厉地回答:“我要你知道,先生,我从来是滴酒不沾的。”
  [注释:①回历的九月,该月内教徒每日从黎明到日落禁食,所以称“斋月”。②凯末尔•阿塔蒂尔克(1881—1938),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第一任总统(1923—1938在任)。]
  四十年后,过年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家宴上,她要是允许自己喝了杯啤酒,得到一些快乐,总会有人重复这个故事,她就会尴尬地大笑起来。如果是平常的日子,她坐在客厅里她通常坐的椅子上,她就会笑上一阵子,接着为那个“超凡脱俗”的男人英年早逝而落下几滴眼泪,而这个男人我只是通过一部影集认识的。她哭泣的时候,我就会试图想象我的祖父母漫步在这座城市的大街上的情景,然而却很难想象这位像是出自雷诺阿①的油画里的浑圆而松弛的贵妇人,就是当年那个宛若莫迪里阿尼②的画作里的一个高挑、瘦削而紧张的女人。
  我祖母客厅里的薄纱窗帘总是拉着,但基本不起什么作用,因为隔壁的大楼挨得太近,足够使得这个房间黑暗下来。没有一处表面没有挂着像框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挂在那个从来没有用过的壁炉上方的两幅巨大的肖像画:一幅是经过修饰的我祖母的照片,另一幅是我祖父的。从这两幅画在墙上所挂的位置以及我祖父母所摆出的姿势来看(互相转向对方一点点,这是邮票上欧洲国王和皇后所喜爱的姿势),任何人碰上了他们那傲慢凝视的眼神,都会立刻知道,这个家族的故事是从他们开始的。
  他们两个都是来自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南部马尼萨省附近一个叫做戈尔代斯的城镇。我祖父的家姓帕慕克(棉花),因为他们皮肤白皙,头发的颜色很浅。我祖母是切尔克斯③人(切尔克斯族的姑娘们以身材高挑、姿容秀丽而著称,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里非常得宠)。我祖母的父亲在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期间(1877—1878)移民到了安纳托利亚,最终在伊斯坦布尔定居。我祖父在那里学习土木工程。三十年代初期,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大兴铁路建设,我祖父发了大财,然后就建了一座工厂,从绳子到一种麻线以及干烟草,什么都生产;工厂位于流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条小河戈克苏河的岸上。
  [注释:①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1841—1919)。创作题材广泛,尤以人物画见长,主要作品有《包厢》、《游船上的午餐》、《浴女》等。②意大利画家(1884—1920)。以形象颀长,色域广阔,构图不对称的肖像画和裸体画像著称,主要作品有《里维拉》、《新郎和新娘》、《躺着的裸体》等。③高加索的部落。]
  我祖父于1934年死于白血病,享年四十六岁,我祖母就成了我们这个庞大而兴旺的家族的“东家”。这是她的厨师也是她终生的朋友贝基尔的话,她没完没了地发号施令,抱东怨西,他听烦了就略带讽刺地用这个词儿:“您说什么就是什么,东家!”然而我祖母的权威却延伸不出这座宅院,她拿着一大串钥匙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我父亲和叔叔小小年纪就从我祖父那里继承了那家工厂,厂子从他们手里丢掉后,他们参与了耗资巨大的建筑工程,草草率率地投资,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逼得我们把家产卖了一宗又一宗,祖母只会又掉上几滴泪,叮嘱他们下次要多加小心。
  在书房里,新一代人的照片沿着墙壁对称的仔细排列着。我长久地端详这些照片,使得我很欣赏为子孙后代保留某些时刻的重要性,我还看出来,就在我们过着日常生活的时候,这些场景对我们产生了这么巨大的影响。看我的叔叔给我哥哥出一道数学题,同时看他三十二年前拍的一张照片;看我父亲浏览报纸,微微笑着,试图捕捉住荡漾在拥挤的房间的一个笑话的余韵,同时看到他五岁时的一张照片——头发跟女孩子似的,长得很长——我觉得,我祖母很显然已经凝固了这些记忆,这样我们就能把这些记忆编织进现在。我祖母坐在餐桌的上首,用一般应是讨论建立一个国家才有的腔调,谈论我那英年早逝的祖父,并指着餐桌上方和墙壁上的像框,仿佛是由两个方向都在拉拽着她,想过平常的生活但又渴望抓住那完美的瞬间,品味着平凡但还仰慕着理想。
  我小时候,喜欢这漫长的节日盛宴。一家人玩“翻筋斗”①的赌戏,我看着我的叔叔们(借着伏特加和拉基烧酒②的酒劲儿)哈哈大笑,我祖母(趁着她喝那一小杯啤酒的酒劲儿)微微笑着,我不禁注意到,像框外面,生活是多么的有趣。长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我感觉到一种安全感,并沉浸在一种幻想中,以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从中获得乐趣的。等只剩下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套房里没有外人的情况下,我母亲总是冲我哥哥和我发牢骚,说“你们的婶婶”、“你们的叔叔”、“你们的奶奶”是多么的残酷。若是遇到谁有什么东西,绳厂股份的分割,或者是谁应该住在宅院的第几层楼这些不同意见,惟一能肯定的是从来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注释:①尤指在游乐会上进行的一种从旋转着的鼓中抽彩票的抽彩给奖法。②一种近东、南欧等地用粮食或葡萄等水果酿成的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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