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写作的自由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作 杨振同 译
有人提议我做这份差事，并不是因为我在那些日子里和政治有什么瓜葛，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小说家，我就很乐意地接受了，并不仅仅是因为借此可以帮助落难的作家朋友，而且因为这也意味着，可以花上几天的时间陪伴这两位伟大的作家。我们一同走访了在努力挣扎着的小出版社、乱糟糟的报社，以及濒临倒闭的小杂志社那阴暗而布满灰尘的编辑部；我们从一个家庭走到另一个家庭，从一家餐馆走到另一家餐馆，和落难的作家及其家属会面。直到此时，我已站在政治世界的边缘，我除非迫不得已，从未涉入政治，然而，当我倾听那压制、残暴和彻头彻尾的罪恶的令人窒息的故事时，我感到通过罪恶感，一种团结一致的感觉，把我拉进了这个世界。不过同时呢，我同样从反面渴望保护自己免受这些迫害，今生今世除了创作漂亮的小说，别的什么也不干。我们带米勒和品特乘出租车在伊斯坦布尔穿街走巷，我记得我们谈论街头商贩、马车、影院的海报，还谈论了戴头巾和不戴头巾的妇女，这在西方人看来，总是那么有意思。然而，我清楚地记得一个画面：在伊斯坦布尔希尔顿大酒店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我和我的朋友在兴奋地交谈，同时在走廊的另一头，米勒和品特在同样幽暗的阴影下窃窃私语。这一画面清晰地铭刻在我那烦乱的大脑，因为我认为，这说明了我们那复杂的历史和他们的历史之间遥远的距离，同时也表明作家是有可能团结一致的，这也颇令人欣慰。
在我们参加的所有其他会面中，我同样感到相互之间有自豪感，也同样感到耻辱——一个又一个房间里，都是愁容满面、一根接一根抽烟的男人们。我了解这一点，是因为这有时候是公开表达的，而有时候我本人感受到了或者是在别人的手势和表情里感受到了。我们所会晤的作家、思想家和新闻记者们，那时候他们大多把自己定位成左派，所以可以说，他们的困境和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所珍视的自由有很大的关系。一连二十年，当我看到这些人当中的半数——大约有这么多吧，我没有准确的数字——现在结成联盟，信奉民族主义，这是和西化及民主背道而驰的，看到这些，我当然感到悲哀。
我当向导的经历，以及后来的岁月中我其他类似的经历教会了我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我想借此机会予以强调：无论是什么国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普遍的人权。现代人渴望这些自由，就像是渴望面包和水一样，这些自由永远也不应该通过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道德敏感性，或者——最糟糕的是——利用商业利益或军事利益，加以限制。如果说西方以外的许多国家遭受贫穷的屈辱，并不是由于他们有言论的自由，而是由于他们没有言论自由。至于那些从穷国移民到西方或北方，以逃避经济的艰难和残酷迫害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有时候发现他们在富国进一步遭到了种族主义的残酷迫害。是的，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因宗教、民族之根而诋毁移民或者少数民族的人，警惕他们所离开的国家的政府对他们自己国家人民进行的压迫。
然而，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性和宗教信仰，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限制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自由。尊重宗教或者少数民族的权利永远也不能成为违反言论自由的借口。我们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优柔寡断，不管这个借口是多么具有“煽动性”。我们有的人更了解西方一些，有的人更喜爱生活在东方的人一些，而有的，像我，试图向这一有些人为的分野都敞开胸怀，但是，我们自然的依恋和我们要理解和我们不同的人的渴望永远也不能阻碍我们对人权的尊重。
我总是无法以清晰、有力而强烈的方式表达我的政治判断——我感到假模假式的，仿佛我说的东西并不是真的似的。这是因为我知道，我无法把自己对生活的思考转换成单声部的音乐和单一的观点——我毕竟只是个小说家，那种以识别他作品的人物，尤其是坏人物为己任的小说家。在我所居住的世界，有人本来一直是个暴政和压迫的受害者，但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压迫者；尽管如此，但我也知道对事物的本质及人们持有坚强的信念，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也实实在在地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同时本着友好的精神和最良好的愿望，取悦于这些矛盾的思想。创作小说的乐趣就来自于探索这一特定的现代条件，凭着这一条件，人们就永远使自己的思想矛盾着。这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思想是靠不住的，因而言论自由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们需要言论自由来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那阴暗、矛盾的内心世界以及我先前提到的自豪感和羞辱感。
所以，让我再讲一个故事，或许能说明二十年前，我带着米勒和品特在伊斯坦布尔游览时所感到的羞辱感和自豪感。在他们访问后的十年中，一系列由良好的愿望、愤怒、愧疚以及私怨造成的巧合，促使我就言论自由公开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这些声明和我的小说没有任何关系。而不久我就扮演了一种政治角色，其力量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本意。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吧，联合国一位写了我那个世界言论自由问题的报告的印度作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来到伊斯坦布尔看望我。也巧了，我们也是在希尔顿大酒店见的面。我们刚刚在桌子旁坐下来，这位印度的先生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我脑子里引起奇怪的回声：“帕慕克先生，在您的国家，有什么问题您想在您的小说里探讨，但由于法律的禁止而不得不回避呢？”
接下来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既然把这个问题扔给我了，我就想啊，想啊，想啊。我陷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痛苦的自我拷问之中。很显然，这位来自联合国的先生希望问的是：“假如您的国家有禁忌、禁律以及压制性的政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讲出来？”然而，由于他——大概是出于礼貌的愿望？——要坐在他对面的那个青年作家用他自己小说里的话语考虑问题，我那时候还很没有经验，就按字面意思理解了他的问题。在十年前的土耳其，被法律和国家的压制性政策封闭的题材要比现在多得多，但是我把这些题材一个接一个过了一遍，我没有发现一个题材我希望“在我的小说里”探讨的。然而我却知道，如果我说“没有什么我希望写进我的小说但却不能讨论的”，我就会给人以错误的印象。因为我早就已经开始在我的小说之外经常公开地谈到所有这些危险的题材。另外，仅仅是由于这些题材恰巧是被禁止的，我不就经常在我的小说里愤怒地虚构提出这些题材了吗？当我把这些个问题想通了，我立即为我的沉默感到羞愧了，从而再次证实了我的观点，即言论自由植根于自豪之中，它实际上是人的尊严的表现。
我个人就认识一些作家，他们之所以自愿提出了被禁的题材，纯粹是因为这个题材是被禁止的。我想我也没什么不同。因为当另一座房子里的另一个作家还不自由的时候，就没有作家是自由的。这就是国际笔会和全世界的作家都感受到的团结一致的精神。
有时候我的朋友们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或者是别的人：“你不应该那样子写；你的措辞如果是这个样子，以一种谁都不得罪的方式遣词造句，你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然而在一个受压制的文化氛围里，改变自己的言语，将其包装成人人都能接受的样子，并且在这个圈子里练得炉火纯青，这就有点儿像走私违禁物品通过海关了，所以这是耻辱，是堕落。
今年国家笔会节的主题是理性和信仰。我讲所有这些故事的目的，就是要阐明一个真理——自由地说我们想说的话，其乐趣是不可避免地和人的尊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现在让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诋毁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宗教是多么的“理性”，或者直说了吧，打着民主和思想自由的旗号，残忍地轰炸这些国家是多么的“理性”。经过所有这些打打杀杀，我那部分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民主。在伊拉克战争中，实施暴政，无情地屠杀了将近十万人，这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民主。恰恰相反，它所起的作用，是点燃了民族主义和仇视西方的怒火。在中东，极少数人在为民主和世俗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但他们的处境比过去困难多了。这一野蛮的、残酷的战争是美国和西方的耻辱，而像国际笔会这样的组织以及哈罗德•品特和阿瑟•米勒这样的作家则是美国和西方的骄傲。
（特约编辑 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