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与奥尔罕·帕慕克的一席谈
作者：［美国］莫琳·弗利瑞 采访 邓中良 缪辉霞 译
去年十月，在帕慕克因“公开诋毁土耳其特性”而接受审讯前三天，我与他进行了面谈。当然这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常见意义上的交流，因为我们经常交谈：在过去的三年里，我翻译了他的三本书。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对方。我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博加兹茨（Bogazici）大学校园里长大的，当时它叫罗伯特学院。我父亲现在还在那里教书。帕慕克上了当时也位于那个校园的罗伯特研究院，而我则在附近山上的姊妹学校就读。所以，可以说帕慕克书中所描述的伊斯坦布尔是我们青年时代的城市，现在已不复存在。①本文译自英国《剑河》杂志第93期《上帝自己的国家》（Granta 93: God’s Own Countries），2006年出版。采访者莫琳•弗利瑞，美国小说家，目前在英国一所大学任教。《剑河》创刊于英国剑桥，目前在伦敦和纽约同步出版。
我们下午两点在他的公寓见了面。十年来他一直把这里当作办公室来用。它坐落在苏萨姆•索卡克（Susam Sokak）也即芝麻街（Sesame Street）的希罕杰尔（Cihangir）上。跟帕慕克住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是书的海洋：前面房间的大书桌上堆着高高的书，一排书架沿墙从天花板一直排到地面。书桌和窗户之间有一张扶手椅，另一张在远处的角落里，紧挨着一扇大平板玻璃窗户。两张椅子都摆放好了，这样主人就可以很方便地从书中抬起眼睛来扫视整个房间。
右面是古城的剪影——金合恩港（Golden Horn）和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上太子（Prince）岛隆起的轮廓。如果不是右边有弃置的公寓，我们还能看到第一博斯普鲁斯大桥。我们正前方是清真寺和两座尖塔，还有一个加有月牙形顶的穹顶。在尖塔之间可以看到城市散乱地分布在亚洲这边的海岸上。
当我透过清真寺的两座尖塔向远处看时，帕慕克告诉我，斋月里他是怎样透过清真寺那漂亮巨大的弓形窗户看到海的，那时寺庙里灯火辉煌，晚上还有好多人在祈福。博斯普鲁斯海峡升起的烟雾让它在我的记忆中有了一种梦境般的美。那是我第一天回伊斯坦布尔，那些日子我一直在寻找视线里新的事物。帕慕克听说之后，指向亚洲一边的海岸，那儿有一面巨大的土耳其国旗正在一根我所看到的最高的旗杆顶部飘扬。
那天帕慕克脸色阴沉。在局外人眼里，也许对他的控告毫无意义；而在他心里，这件事却意义重大，甚至连2005年12月16日这个日子对有些人来说也有一种不祥的预示。帕慕克的审讯预定在欧盟同意择日就土耳其加入欧盟一事进行会谈的整整一年之后，也就是在那一天土耳其在欧洲最强大的朋友——英国——将要把欧盟主席一职转交给其呼声最高的反对者——奥地利。
为什么土耳其愿意被敌人玩弄于手中呢？大多数欧洲观察家认为这一定与伊斯兰教有关。尽管土耳其执政党是正式的亲欧派，事实上它却是公开的伊斯兰教徒。针对帕慕克的这个诉讼是否预示着其向东方的转折呢？
土耳其人没有问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某些人所称的“守护民主”（军队掌握控制权，在他们认为“民族”偏离了正义之路的地方自由出入）和与某些欧洲的社会民主相一致的思想意识之间的斗争。
最终似乎民主主义者胜利了：死刑被取消，库尔德人享有了一些文化权利，土耳其的旧刑罚制度（它建立在墨索里尼的刑罚制度之上，用来控制对某些他们认为损害国家的观点进行自由谈论）将被新的制度取代。欧盟还主动拨款教法官和警察在不能使用严刑拷打时应该怎么做，军队也好像很乐意削弱其在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伴随着已经获得的新自由，公共空间也得以开放，以前被迫沉默的少数民族也开始首次参加全国大辩论。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不是土耳其必须面向东方还是西方，而是这个国家是否足够成熟，可以承受观念的多样性，是否足够稳定，可以接受文化的差异，是否足够自信，可以坦然面对历史的阴影。
我们在欧洲趋向于一触及维也纳之围的记忆就不寒而栗。如果不是哈布斯堡王朝打退奥斯曼军队，整个欧洲会落入穆斯林手中吗？土耳其人打破了对于塞夫勒条约的记忆——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瓜分胜利果实时，商讨奥斯曼帝国应得部分的条约。如果凯马尔没有从尘土里崛起将他们赶出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会沦为欧洲的殖民地吗？
所有与欧盟谈判的国家都看到了一种反欧洲或民族主义的情感在升腾。去年在土耳其，这件事因法国和荷兰的公民表决以及本国人民反土耳其、反穆斯林的情感升腾而复杂化。它又因越来越多的人对现代化的恐惧和忧虑而更加复杂化。这种现象在有着安纳托利亚传统的地方尤其严重。这就是帕慕克在小说《新生活》和《雪》中所探索的，也是他称作的“对西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爱恨之情。”
但是土耳其那些地位已确立的、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非但没与西方隔离，反而对欧盟关于土耳其问题的讨论情况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土耳其的前进道路上还存在其他障碍：库尔德问题、塞浦路斯问题、滥用人权问题、土耳其继续拒绝承认奥斯曼王朝末期发生在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人身上的、近乎于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屠杀事件等。到去年，他们中一些人似乎明白了土耳其永远不可能加入欧盟，除非不能够讨论奥斯曼时期亚美尼亚人命运的禁令被解除或严肃地接受公众辩论。
一群土耳其学者，有的在美国、欧洲的大学，还有的在土耳其境内有西方倾向的大学，认为是时候在土耳其召开会议结束对公开讨论该事件的禁令了。会议将在博加兹茨大学召开。尽管这所大学现在由土耳其人掌控和管理，但它在最初的一百年里是属于美国的，并为城市里的上层人士学习英语提供学费。这里长久以来是现世主义的要塞，自从1923年共和国建立起来，学校的毕业生们为搭建土耳其和西方之间的桥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些支持召开亚美尼亚会议的人也有同样的看法。甚至在博加兹茨本身，对会议将要提出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至少人们在谈论这件事，尽管他们的讨论很激烈，他们做的却是现世民主中的人应当要做的事。
现在来说说奥尔罕•帕慕克，这位土耳其最著名的小说家。他出生于1952年，二十五年来在土耳其文化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直到1990年他的第三部小说《白色城堡》发表后，我们才能有机会看到他作品的英文版本。它吸引了少数但却很专注的追随者。随着1995年《黑书》和1997年《新生活》的发表，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2003年他的第六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获得了国际性的英帕克（IMPAC）都柏林文学奖。尽管当时他已经获得了几个颇具声望的欧洲奖项，那本书为他在文学万神殿赢得了一席之地。他最近的两本书《雪》和《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更加巩固了他的地位，使他在全世界拥有了许多赞赏他的读者。
他在外面世界做得越好，在国内就越有争议。部分原因是人们对那些在西方表现卓越的土耳其人所表现出的矛盾心理，同时也因为帕慕克对人权问题、库尔德问题和土耳其当局存在颇具争议性的看法。他在欧美的高大形象意味着有时他说的话可以让一个不甚知名的作家陷入窘境。但他在西方接受采访时，记者总喜欢极力渲染政治背景，尤其在9•11事件之后。而这些报道早晚都会变成单调的译文出现在土耳其媒体上。一直在发展壮大的民族主义右翼新闻界也将继续引用那些话，但却丝毫不提事情发生的背景，指控他破坏了土耳其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其实把帕慕克说成是异常孤立的一个人，也是出于他们的利益考虑。这却不是事实，就像帕慕克在许多场合指出的，土耳其有很长的颇具争议的历史——正因为这样，许多作家、记者、学者都要付出代价——被长期监禁，有时甚至是面对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