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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村上龙的文学转型
作者：徐明中
村上龙，原名村上龙之助。1952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的一个教师家庭，中学期间即投身学生运动，1970年到东京，考入美术学校学习摄影，但不到半年即被学校开除，来到地处东京的美军横田基地，开始了两年放浪的生活。和美军士兵的交往，以及包含着性和毒品的生活经历，使他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创伤，但也成为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源泉。1972年，村上龙考入东京的武野美术大学造型系基础设计专业，重新开始校园生活。尽管生活归于平静，但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天赋的文学才能使他不甘于在寂寞中流于平庸，于是他在1976年发表了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这部作品以他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着力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东京美军基地附近的一批年轻人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放浪于性、毒品、摇滚乐的刺激，试图寻找人生幸福和生活出路，但短暂的狂热过后，他们依然陷于迷茫，无法摆脱在日本现行体制下的压抑和无奈。小说视角独特，语言清新，风格冷峻，尽管在列入为日本最权威的纯文学奖──芥川奖的候选作品时，评委们曾为其发生激烈的争论，并受到该作品是亚文化象征的强烈质疑，但最终还是得到多数评委的誉评，荣获第75届芥川奖。
村上龙成长的年代正是日本经济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进入高速发展后又走向转型变轨的动荡发展时期。日本经济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趁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两次天赐良机急剧膨胀壮大，一跃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能掩盖日本社会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大规模入侵更促进了日本社会的病态发展。村上龙早年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亲眼目睹了物欲横流、腐朽僵化的社会制度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正无情地吞噬着人们善良的心灵，并把他们一步步地推向麻木和绝望的深渊。战后的青年一代更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他们在与生活的抗争中屡屡失败，既不能把握自身的命运，又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于是转而走向颓废没落的另一极端，以吸毒、滥交、酗酒等消极的生活方式来宣泄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对命运的迷茫。与这些青年相同的生活经历不仅给村上龙留下了痛苦的烙印，更塑造了他对社会不满和抗争的叛逆性格。因此，他始终对那些在社会黑暗中苦苦挣扎的边缘人物寄予深深的同情，他的文学视角久久地停留在他们身上，长期从事反映人性扭曲和生活颓废的亚文化文学的创作，在他的大量作品里，那些远离生活主流，被社会无情抛弃的边缘人物的无聊生活及其痛苦怪诞的内心世界得到了生动的描写。
要举出他的边缘文学作品的例子那就太多了。1980年，他发表了描写两个弃婴长大后人性扭曲和走向毁灭的长篇小说《寄物柜弃婴》，获第3届野间文艺新人奖，并得到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日本当代文学中屈指可数的杰作。这部小说与《无限近似透明的蓝》一样，都是显示村上龙敏锐的文学触角和非凡的洞察力的扛鼎之作。此外，他的有影响的小说还有与《寄物柜弃婴》同样以破坏为主题、渲染社会暴力的国际政治经济小说《爱与幻想的法西斯》（1987），描写提供性受虐服务的妓女的《黄玉》（1988），描写远走异国的幻听女子走向毁灭的《依维萨》（1989），描写校园斗争的自传体青春小说《69》（1990），描写性变态者的《音乐的海岸》（1993），以夸张荒诞的手法虚构二战末日本本土被攻占时的惨烈情景的《五分钟后的世界》（1994），描写一对有杀人倾向和自残倾向的男女的《穿在乳头上的洞》（1994），描写国际流浪汉的《心醉神迷》（1995），等等。这些作品充斥着暴力、血腥、肮脏、放荡、丑陋、污秽的场面，所描写的对象或者是非常时代的斗争者或斗争集体，或者是流氓、罪犯、吸毒者、卖淫者、性变态者以及艾滋病患者等亚社会（子社会）人物，总之几乎都是受社会排挤、不被社会标准规范承认的边缘人。由于村上龙擅长并热衷于此类具有高度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描写，大量使用日常生活中无法使用的语言，加上他的独特经历使小说内容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读者往往开卷就被他那种独特的语言和强烈的气势所吸引，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大获成功，在上个世纪，村上龙一直被视为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化”的肇始者和代表人物。
当然，村上龙还是个知识广博多才多艺的作家，学生时代曾组织过摇滚乐队，演奏披头士等西方流行音乐成名之后又经常出国访问，文学视野得到极大丰富，因此他的作品呈现出“花重百态，枝繁千姿”的多彩风貌。除了上述作品，他还写有描写富家公子爱情的轻喜剧色彩的长篇小说《网球公子的忧郁》（1989），描写初恋情人二十年后重逢的浪漫小说《第一夜、第二夜、最后一夜》（1996），以及顾名思义就很有趣的《村上龙美食小说集》（1988）等，但因与本文的关系不大，在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村上龙与日本文坛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村上春树是一对双子星座，也都是日本作家中屈指可数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这两个同姓作家经常被评论家和媒体相提并论，称之为“W村上”（意为并立的村上）。村上春树前期的作品大多描写都市青年的寂寞孤独，格调优雅，风格与村上龙全不相类，但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日本的主流文学敬而远之，描写和关注的对象也位于主流社会之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作品内容发生了变化。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进入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长期低迷，股市暴跌，资金外流，产业空洞化，失业率不断增加，凶杀抢劫等恶性犯罪以及少年犯罪问题日趋严重。严重的社会危机促使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的文学视角和社会立场也随之转变。2000年，村上春树出版了以神户大地震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神的孩子全跳舞》，描写了人们在灾难中的精神互助，作品中流露出的温情与他的一贯风格有很大的差距，以致评论家惊呼“村上春树迎来了转折期”。此后几年，村上春树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对日本社会的日益转向右倾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对日本民族的原恶作了深入的探究，作品内容甚至涉及到日本对战争的态度以及中日关系等敏感问题，并对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的现状提出了批判。可以说，进入21世纪，村上春树已经从一个带有孤芳自赏倾向的作家转变为一个密切关注社会进程的、代表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
无独有偶，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谈及村上龙的“转折期”，但他也在悄悄地进行着自己的文学转型。如果说他过去钟情于描写社会边缘人、描写亚文化现象，热衷于虚构的战争暴力和浪漫飘渺的异国情恋，那么从2000年起，村上龙终于从往昔的酣梦中醒来，开始直面日本主流社会，从广阔的角度全方位地审视现今日本存在的经济危机、日元贬值、教育体制崩溃等一系列的问题，并向整个社会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2000年发表的《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是村上龙第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小说以日本经济大萧条和日元崩溃为背景，写80万中学生舍弃学校，建立自己的网络组织，实施信息战略，在日本各地建立职业培训中心和研究中心，发行自己的货币，在北海道建立独立的市镇，“等于是建造了脱离日本、拥有独立行政体系的国家”。作品看上去还是沿袭了以前描写“非常时代的斗争集体”的手法，但台湾评论家成英姝指出：“如果说村上龙的小说一再铺陈的暴力就是小说的主题，那么村上龙的立场无疑是反秩序、反社会、反体制倾向的，但是《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很明确地表达了相反的讯息……乍看之下，因为对教育现状不满，便抛弃现有的教育制度，是村上龙一贯的破坏性想法，不过，一反常态，他在《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完整地呈现了他这一集体弃学以达到教育改革的答案全貌，也就是破坏现有教育制度后的重新建设……也就是说，村上龙的诉求并非只是表面上的暴力与破坏，而是富有压倒性能量的行动力。”成英姝：《地狱在我身体里，寂寞国的阿修罗》。载台湾《印刻文学社会志》第10期（2004年）。。在这部作品里，村上龙第一次提出和考虑到了“建设”，而不再是单纯的破坏，他要运用他的文学力量，带领青年“走出埃及”，建设一个“希望之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思维上的飞跃。值得一提的是，《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不再像他过去的许多作品那样是他的经历的折射或想象力的产物，而是来自于脚踏实地的社会调查，在着手创作前，村上龙对经济学家、汇率操盘手、网络专家直到中学生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光是继小说出版后发表的采访集就多达13本，从而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可信度，因此也可以说，从《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开始，村上龙的创作姿态和来源也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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