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何谓经典：一个演讲
作者：［南非］Ｊ·Ｍ·库切 作 吴 可 译
瑞典皇家颁奖委员会在其颁奖辞中，指出库切的获奖理由为：“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库切的小说构思精妙，对话成熟，分析充满了智慧，是“一位一丝不苟的怀疑者” 。 瑞典皇家学院还表示，库切的数部小说“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
库切的小说通常十分凝练、高度浓缩，篇幅一般不超过三百页。小说的语言表面平实，实质犀利，字里行间留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空白。一切都是隐含的，一切都需读者慢慢体会。他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隐喻的娴熟运用，或整体，或局部。正因如此，有人将他同卡夫卡连在了一起，甚至索性称他为卡夫卡的继承者。与卡夫卡不同的是，他运用的都是些极似实的隐喻，而非卡夫卡那种变形、荒诞的隐喻。他作品中吸引人的是语言的精炼、冷峻以及力度。他可以用一种不煽情、不宣泄、不夸张的语调，讲述一个让人觉得彻骨冰冷的故事。库切应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文学大师的典范，他的每部作品风格都完全不同，有的可以说是后现代派文学的典范，书中的地点场景虚而不实，用典很多，充满寓意，有的则是最冷酷最真实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曾经与他共事三十年的开普敦大学英文系教授史蒂芬•沃特森评论说：“无论他的小说写的是南非，还是无名之地，他都是卡夫卡最好的接班人。”
本文选自库切2001年出版的文学评论集《陌生的海岸》，库切沿用了当年艾略特的一个著名的演讲题目，进行了一个同题演讲，但文中却对艾略特的经典观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并反其道而行之，否定了经典的任何先验内涵，对经典作出了一个朴素的、历史的解释。
译者
1944年的10月，同盟国的军队正在欧洲大陆鏖战，而德国人则不断地空袭伦敦，56岁的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此时却在伦敦维吉尔协会发表了他就任会长的演说。艾略特的演说并没有提及战争的情况，仅一次——含糊其词、颇有节制、以他最上乘的英国绅士风度——提到这个“当前的突发事件”使他难以找到为这次演讲而需要的参考书；他正是以这种方式提示他的听众，无论目前欧洲的战况多么混乱，仍有观点认为在欧洲漫长的生命中，它仅是个小问题而已。
演讲的题目为《何谓经典》，旨在就艾略特曾经提出的一个论题重展论述：即西欧的文明是一个统一的文明，其流传源于罗马的罗马教和神圣罗马帝国。因而其最原始的经典应源自罗马史诗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每当对这个问题被重新讨论时，一位知名的权威人士便要对其重开论战。1944年，作为一名诗人、剧作家、批评家、出版者和文学评论家，可以说这位先生在英国的文学界已占据了支配的地位。这位先生将伦敦视为英语母语世界的大都市。他的羞却低调掩盖了他内心坚定冷酷的意志，不知不觉中他使自己成了那个中心的权威发言人。现在，他以大都市人、罗马帝国和罗马人的专横口吻在为维吉尔争辩着。除此之外，以其自身的卓越而表现出的傲慢恐怕连维吉尔本人也难以认同。
《何谓经典》一文并非艾略特最上乘的评论文章，这篇演讲稿从头至尾已变得有些矫揉造作。在1920年时，他已经习惯于感受那种将自己的个人偏好强加于伦敦文学界所带来的这种极大的影响力上。这篇文章已使人感到有些倦意，然而它仍不失高度智慧的光芒。一旦人们开始对其历史背景进行探究——它便表现出在第一次阅读时所不易察觉的更强的逻辑理性。再者，在文章的更深处还隐伏着这样一个清晰的意识，即一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必将迎来一个新的文化秩序，新的机会和威胁。然而当我为着准备现在这篇讲稿而阅读艾略特的文章时，它给我的印象却是艾略特并未对与他自身有关的美国实情，或者说至少是他的美国出身进行深度的思考。因此，他正站在一个有些奇特而古怪的高度向欧洲的诗人和听众们表达着敬意。
我所谓的欧洲人——当然，毫无疑问，甚至艾略特的英国听众们的欧洲人资格尚是有待争议的问题——即指源于罗马文学的英国文学具有血缘性关系的世系之人。因为艾略特声称，在他为准备这篇演讲稿时，已不能够重读的作家之一是圣伯夫。他在有关维吉尔的演讲稿中宣称，维吉尔“是属于全拉丁语系的诗人”，是属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人的，但并非是全欧洲人的。因此，艾略特宣称源于维吉尔的血统性世系的提议不得不以维吉尔是完全的欧洲人身份为开端。并且英格兰人坚称的欧洲人身份，这种身份有时受人羡慕，可也并不总是被急于接受的。
与其这样详尽地追随艾略特提出的将维吉尔的罗马与1940年的英国相联系起来的提议，倒不如让我提问艾略特如何且又为何要将自己变得英国人十足地将这件事情弄得对自己如此至关重要。
究竟艾略特为何要“变成”英国人，我的第一感觉是其动机是复杂的。部份原因是因其英国崇拜的因素，部份原因是其与英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间的休戚相关性，还有些原因是为避免显露出其美国背景的粗俗给自己带来的尴尬而采取的一种防护性托辞，再有部份原因是将其当作一种模仿，一个爱好表演的男人的模仿。（作为充当一个英国人而被人接受，当然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我想其内在的逻辑是：首先居住在伦敦（而不仅仅是居住在英国），获得伦敦社交界的身份，然后，这种文化身份反映出的特有链接最终将会引致他获得与其现有身份背景相匹配的欧洲和罗马人身份；这样一来，那么伦敦身份、英国身份、盎格鲁•美国身份便顺理成章地被列入其类并犹胜一筹了。
到1944年时，就其身份所付出的所有劳动和精力已达到一个顶峰。艾略特是个英国人，尽管他内心认为自己至少是个罗马•英国人。在他刚完成的组诗中，他正确地说出了他祖先们的名字，并要求恢复他自己在萨默塞特郡东科克尔的家族发源地。“终点即起点”，他写道。“我之起点即我之终点”，“你有即你无”——或者换句话说，你无即你有。现在他不仅坚称家族起源之地于他对文化的理解是如此地重要，而且还为自己装备了这样一条史实性理论，即英国和美国曾经被划定为永属罗马的重要中心属地。
所以人们可以明白，在1944年时艾略特为何感觉自己无须以非会员的身份出现于维吉尔协会，无须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与英国人对话，那么他是如何出现的呢？
对一个曾经获得如此成就的诗人来说，在他的全盛时期，在引用非特指某人的批评时的判断标准方面，艾略特的诗歌体现出令人惊异的个性化，那倒也不是说它即具有自传性。因此，当我们阅读这篇维吉尔的讲稿时，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其中蕴含着许多潜在的含意，这种潜在含意即涉及到艾略特本人。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讲稿中艾略特所意指的人物，不是维吉尔，而是埃涅阿斯（注：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特洛伊伦陷后，他背父携子逃出火城，经长期流浪，到达意大利，据说其后代建立了罗马。），他被艾略特以他自己异常的方式理解或甚至改变为一个相当令人乏味的中年人。原本他宁可留在特洛伊，也胜过成为一个流亡者……为着一个他所不能了解的更为伟大的目标而流亡，但那个目标是他所能辨认的，“不是以人的直觉，是以一个快乐的、或者成功的男人的直觉”。他的“报偿仅仅是那么一块狭窄的立足之地，和在令人厌倦的中年时期的一段政治婚姻。他的青春全部被埋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