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荷兰美术家阿佩尔
作者：［中国］欧阳英
提到20世纪的荷兰美术，大多数人首先会想起蒙德里安。确实，蒙德里安称得上20世纪荷兰美术最光辉的代表人物，但在他之外，还有一些为荷兰美术增光添彩的美术家，其中就包括自二战后一直活跃在西方艺坛上的阿佩尔。1944年，蒙德里安去世时，阿佩尔刚踏上探索之路，可以说，他接续了蒙德里安，与另一些荷兰美术家一起，开拓着荷兰美术的新天地。
1921年4月25日，卡雷尔·阿佩尔（Karel Appel）出生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14岁时，喜爱文艺的阿佩尔开始跟一位擅长风景画的亲戚学习绘画。对美术的迷恋。使阿佩尔违背父亲的意愿，不想接手家庭的发廊，于1942年进入阿姆斯特丹王家美术学院继续深造。在这所荷兰著名的美术学府中，阿佩尔把精力主要放在美术史上，学习埃及美术和希腊罗马美术，把绘画实践挤到了旁边。这种状态在他毕业后才有了改变，艺术创造从此成为他生命的追求。
1945年完成的《室内妇人》是一幅小型油画，从题材到形式，这件作品均透露出浓厚的传统气息，放在现代主义美术运动经历了半个世纪发展过程的背景前，这种情况显得更加引人注目。面对着它，谁会想到没多久阿佩尔的绘画竟会变得那般不同。体现在这幅写实性绘画中的温情和人性，自然而然让人把它与凡·高早期的名作《吃土豆的人》联系起来。阿佩尔对这位同胞一直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其成熟期的画风更是阿佩尔艺术的源泉之一。
二战结束后，马蒂斯、毕加索等老一代现代主义美术大师享有极高的声誉，阿佩尔跟不少同代人一样感受到他们的强大影响力，与此同时，他也接触到法国更新的美术家迪比费的创作，吸收了迪比费倡导的粗美术（Art Brat）的营养。很快，阿佩尔放弃了《室内妇人》的画风，踏上用非写实性绘画语言表现自我感受和个人感情的创作之路。《与鱼和公鸡相伴的女人》（1947年）就反映了阿佩尔的新画风，这里没有立体的人物，没有三维的空间，没有如实的细节刻画，没有传统的素描和色彩，有的只是浮在平涂黑色背景上的半抽象半具象的平涂彩色形象。几何形的红黄蓝等色块，在黑白等轮廓线的辅助下，构成了图案化的人、鱼、鸡的夸张图形，就像无拘无束的儿童画那样单纯、奇特、情趣盎然。
当时的阿佩尔正经历着艰苦生活的磨难。他住在小小的阁楼里，晚上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只能在昏暗中作画，凭感觉辨别那些装在小瓶里的水粉颜料。借助蜡烛的微光，阿佩尔坚持了下来，画了一幅又一幅画，努力去追寻心中的梦想。
对蒙德里安为代表的理性化的几何形抽象美术的反叛。对自由表现的向往，把阿佩尔与在阿姆斯特丹学艺的比利时画家高乃依聚在了一起，1948年7月，他俩与荷兰美术家康斯坦特等年轻人一起在阿姆斯特丹创办了“荷兰实验小组”这样一个具有表现主义倾向的团体，寻求协力实现共同的艺术理想。荷兰实验小组出版一份名为《反射》的刊物，登载文学和美术作品，宣扬他们的观念和创造。
1948年11月，在巴黎的圣母咖啡馆，来自丹麦、比利时、荷兰的新一代美术家共同成立了“哥布阿社”。这个社团西文名称为CoBrA或Cobra，与西文眼镜蛇一词同形，国人亦有将其译为“眼镜蛇社”的。选用这样的名称，主要是因为它包括了三国首都的字头。哥（Co）代表哥本哈根（Copenhagen），布（Br）代表布鲁塞尔（Brussels），阿（A）代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在“哥布阿社”中，不仅有丹麦人约恩、比利时人阿列钦斯基、多特蒙（这位作家兼画家正是建议使用CoBrA的人），此外还有“荷兰实验小组”的阿佩尔、康斯坦特、高乃依。作为二战后新的美术团体，“哥布阿社”显然比“荷兰实验小组”更重要，也更有影响。虽然它只持续了短短几年，到1951年就解体了，但提及二战后的欧洲美术，谁都不会忘掉它。翻阅西方现代美术史的各种版本，都能见到论述“哥布阿社”的章节。“哥布阿社”的一些主要参与者，就像当年野兽派的代表人物一样，并没随着社团解散而销声匿迹，他们继续活跃在艺坛上，成为颇有建树的美术家。就整体倾向而言，“哥布阿社”与大洋彼岸的抽象表现主义相似，属于在西方20世纪美术中绵延不绝、从者甚夥的表现主义潮流。随心所俗、不受约束地抒发个人的情感和体验，成为支配“哥布阿社”成员的信条，左右着他们的艺术实践。在不尽相同的创作中，可以发现这批美术家艺术风格和形式语言上有着共同之处。他们力求摆脱毕加索、蒙德里安等现代主义经典人物确立起的一些规范，用更加大胆恣肆的个性化方式，传达自身的思想感情。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他们更多地借鉴了“原始的”美术，效法了儿童和非专业画家的创作，康斯坦特所言“我们了解我们切断了自身与过去的联系，享有无拘无束的自由。只有原始人、儿童、精神病患者能指望我们的同情”，以夸张的方式，表达了这些年轻美术家的反权威、反经典的心态。狂野的画风、强烈剌目的色彩、简括拙稚的形象，成为“哥布阿社”绘画的基本表征。
出自阿佩尔笔下的一批油画，如《人物、动物与小船》（1984年）、《哥布阿构图》（1948年）、《动物》（1949年）、《共同飞翔》（1950年）、《游戏的儿童》（1950年），就体现了上述的特点。像儿童一样看待世界，是阿佩尔敬重的前辈大师马蒂斯欣赏的一种品质，但马蒂斯在创作中始终保持着高雅精美的感觉，不像阿佩尔这样大胆地追求粗与稚的情趣、运用野与拙的画法。换句话说，看阿佩尔这些艺术的创作，会觉得它们更像儿童画，更具天真和大胆的意味，与学院式训练和传统性规范距离更远。在这种意义上，阿佩尔确实“享有无拘无束的自由”，作品也洋溢着由此而来的欢欣活泼的气息，让人仿佛见到了在田野上奔跑嬉戏的孩子，心中不由涌起美妙的感觉。
阿佩尔等人大胆的创作实践。受到了相对保守的公众的抵制。1949年，阿佩尔为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的自助餐历绘制了一幅题名《好探究的孩子们》的壁画。进进出出的公众看不到这幅壁画有丝毫公认的“高的艺术水准”，觉得它几乎就是非艺术的儿童画，实在太难看了。迫于公众压力，有关当局只好用壁纸遮盖掉这幅壁画。十年后，当风气变幻，阿佩尔成为荷兰人的骄傲时，《好探究的孩子们》才重见天日，享受到艺术品的待遇。
有反感，也有欣赏，这是许多踏上创造之路的现代美术家共有的命运，阿佩尔也不例外。就在《好探究的孩子们》受到抵制的同一年，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的馆长威廉·桑德贝格在其主管的博物馆内，为阿佩尔等新人举办了国际实验美术展，这是“哥布阿社”首次在荷兰首都的集体展示。阿佩尔最优秀的一幅肖像画《威廉·桑德贝格像》（1956年），用极为狂放的厚涂画法，向这位勇敢支持他们艺术探索的高尚人物（桑德贝格在纳粹占领期间救助了不少犹太人）表达了敬意。
1950年底，阿佩尔与好友高乃依和康斯坦特离开荷兰，到更富艺术气息的巴黎继续艺术活动。在自己的祖国，尽管有桑德贝格的支持，但否定的评价占据着上风，阿佩尔等人的联展。并没赢得舆论的赞扬，相反，报刊上的文章称他们是胡涂乱抹者、粗制滥造者、欺蒙哄骗者，这种形势显然是促使阿佩尔移居给他留下美好印象的巴黎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哥布阿社”的创建之都，阿佩尔的艺术吸引了一个重要人物的关注，这个人就是米歇尔·塔皮耶。作为别种美术（Art Autre）的倡导者，塔皮耶在二战后的欧洲推出了迪比费、马蒂俄、马塔、沃尔斯、哈同等美术家，起到了促进西方先锋美术发展的作用。受到这样一位颇具影响的评论家兼策展人的支持，阿佩尔不单获得了在巴黎展出的机会，也获得了在纽约展出的机会。与此同时，阿佩尔结识了由塔皮耶聚集起来的一批欧美先锋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迪比费等人，他还接触到波洛克、德库宁等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吸收了他们艺术中的某些因素。阿佩尔是“哥布阿社”中惟一进入塔皮耶圈子的人，随着与塔皮耶圈子联系的加深，阿佩尔日渐脱离了与“哥布阿社”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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