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拉丁美洲小说两人谈

作者:申宝楼/译




  第一部分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下简称“略”):我有个感觉,在作家身上发生的某些事,在工程师和建筑师身上永远不会发生。很多次,人们这样问自己:作家有什么用处?人们知道建筑师、工程师、医生能干什么,但是涉及到作家人们就有疑问了,甚至那些认为有某种用处的人,也不能准确地说清楚作家到底有什么用。我想向加夫列尔提的第一个问题恰恰就是这个问题,请向在座的听众,同时也是向我,把这个问题解答清楚,因为我心里也有疑问。作为一个作家,你认为你有什么用处。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我记得我开始当作家是在我意识到自己什么也干不了的时候。我父亲有爿药店,很自然他希望我能做个药剂师接替他继续干下去。而我的志趣则完全不同,想当律师。我之所以想做律师是因为电影里律师总是在败诉已成定局的辩护中获得胜诉。但是当我历尽种种艰难进入大学后,发现我也不适于当律师。于是我开始写作最初的几篇小说;说真的,这时候我对写作能有什么用处一点概念也没有。起初我喜欢写,是因为写的东西能在报刊上发表,而且还发现——这一点后来我曾声明过数次——我写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喜爱我,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确是如此。但是后来在分析作家的职业,分析其他作家的作品后,我认为,文学、特别是小说肯定有一种功能。现在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我认为这种功能是一种破坏性的功能。对吗?我不知道有哪种优秀文学作品是用来赞颂已经确立的价值的。在优秀文学作品里我发现总有一种摧毁已被确立的、被强加的东西和促进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制度的趋势。总之,是改善人们生活的趋势。我要解释这一点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因为说实在的,理论这一手我不大在行。就是说,我不十分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写作是一种迫不及待的爱好,就是说,一个具有作家志趣的人,只有写作才能摆脱折磨他的头痛病和消化不良症。
  1967年5月,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了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达到了个人名誉和国际声望的顶峰,成为拉丁美洲文学最光辉的代表。当年9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应秘鲁国立工程大学之邀访问利马,正值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利马作短期逗留,其小说《绿房子》刚在加拉加斯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小说奖,该大学便组织两位巨匠举行了一次文学对话。40年过去,拉丁美洲各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两位作家曾经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关系如今却因价值取向的不同,立场观点几呈对立,但当年他们对话中对文学创作和拉丁美洲文学表述的一些见解,今天读来仍不乏精辟之见。
  著名同名童话的主角。法国诗人、童话故事作家查尔斯•佩罗(1628—1703)所著《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的故事》和德国民间文学研究者格林兄弟所著《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里均收有此篇流传极广的童话故事。
  略:或者说你认为文学是这样一种活动,即从社会角度看,它是极富有破坏性的。现在你能告诉我们你是否相信文学的这种破坏力,文学在社会领域扩散出的这种不苟同性能否以某种方式被作家所预见或估计到,就是说,作家在构思一个短篇或一部长篇小说时,能否以某种方式预见当他的作品送到读者手中时所产生的煽动性、破坏性的后果。
  马:不能。我认为如果这一点能预见到,如果一本正在写作中的书,它的力量、即它的破坏作用能预先决定,那么从这一刻起,此书已属劣作之列了。不过,我首先想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这里说的作家,我们这里说的文学,是指小说家和小说,否则会引起误解;实际上我说的也是小说家和小说。我以为作家总是与社会发生冲突,而且还不止于此,我有一种感觉,作家写作是解决个人与周围环境冲突的一种方式。当我坐下来动笔写一本书时,是因为我想叙述一段有趣的故事,一段让人喜欢的故事。问题是我也有我的思想修养,我认为作家,所有作家都有自己的思想修养,如果这种思想修养是坚定的,如果作家在叙述他的故事时是诚实的,无论是“小红帽”②的故事还是有关游击队员的故事——这是举出两个极端——,我再重复一下,如果作家有坚定的思想立场,这种立场就要在他的小说里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它将给小说提供养分,就是从此刻起,故事可能会有我们说的那种破坏力量。我不相信它能被预先决定,但它是不可避免的。
  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否这样说,在文学创作中,纯理性因素不占主导地位。那么,哪些别的因素占主导地位?什么因素决定文学作品的质量?
  马:当我写作一篇小说时,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小说的构思能否使读者喜欢,我自己对小说的内容要无任何保留意见。不是绝对以我个人经历为基础的小说我不写。现在我正好在为一部想像中的独裁者的小说着手准备指作者于1975年出版的小说《族长的没落》。,也就是说,一部通过其所写的环境可以猜想得出是拉丁美洲的独裁者的故事。这位独裁者有82岁的年纪,他在台上待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他自己都闹不清是何时上台的,他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他无需发号施令;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一所其大无比的宫殿里,牛群在大厅里漫步,咀嚼着画着大主教肖像的巨幅油画,等等。因此,颇为奇特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故事竟是以个人的经历为依据的;就是说,是我个人经历的诗化,这有助于我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所要表达的东西,即权力的巨大孤独感;我以为要表达权力的孤独感没有比拉丁美洲独裁者更好的典型了,它是我们历史里的神话巨魔。
  略:改变一下话题的层次,我想给你提一个更具个人性质的问题,因为说到孤独,使我想起这是贯串你所有作品中的一个主题,甚至有本书的书名就叫做《百年孤独》,这确是奇特,因为你的书都充满了人物,或者说人物众多;但是这些书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孤独。在你回答过的很多采访你的报道里,我注意到你总是提到你的某一个亲属在你小时候给你讲了很多故事。我甚至记得有一篇访问记里你说这位亲属去世时——那时你八岁——是你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事件。那末,你的这位亲属曾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对你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给你的作品提供了素材;就是说,首先这个人物是谁?你如能给我们谈谈这些那将是很有趣的。
  马: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先拐个弯儿。实际上,我所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不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孤独。这就是使我发生兴趣的孤独的含义。我担心我这样说有形而上学和反动之嫌,会使人感到这与我的为人,与我实际上想成为的人完全相反,但是我认为人是完全孤独的。
  略:你认为这是人的一种特性?
  马:我认为它是人性的本质部分之一。
  略:不过我想问的是这件事:在巴黎出版的一份杂志上我看到一篇关于你的作品的长篇评论,文章说,这种孤独,即《百年孤独》和此前你发表的所有作品的主要内容,乃是美洲人的特性,它代表美洲人的深度异化,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隔绝和美洲人经受一系列条件制约的事实。就是说,美洲人命中注定要与现实相脱离,而这种脱离则使他感到失望、感到被人宰割和孤单。你对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
  马:我过去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是这些价值都是完全无意识的。另外,我认为我正在陷进一个危险的领域,这就是我试图把我表达的这种孤独进行解释,而且试图从人的各个侧面去寻找这种孤独。我认为有一天当我清楚了并确切地知道它由何而来,它对我就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譬如,哥伦比亚有位评论家对我的一些书写了一篇面面俱到的评论,文章说,他发现我书中的女性代表安全、良知,是她们维系着家族的香烟并保持家人的清醒理智;相反,男人则到处闯荡,或去打仗、或去探险并建立新的村镇,而他们总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由于妇女在家里维护着传统、维护着最重要的价值,男人才能够进行战争、建立村镇,才能对美洲进行大规模的开垦,对吗?当我阅读这些论述时,我翻阅了我过去的一些书,我发现确是如此;我认为这位批评家对我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因为当《百年孤独》已写到似乎是上述这些事情最精彩的结局时,他暴露了我的秘密。书里有个人物叫乌苏拉,她活了170岁,实际上是她维系着整个小说。从我读了这位批评家的文章以后,每当我继续写这个我早已完全构思好了、设计好了的人物时,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否诚实,或者是不是在设法取悦于这位批评家。所以我担心我会发生像解释孤独时所引起的那种麻烦。如果我能确切地说清楚它是怎么回事,那么也许我就是个完全有理性的人、完全意识到它了,那它也就不再使我操心了。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它使我吃了一惊,过去我以为孤独是人性所共有的,但是现在我想这可能是拉丁美洲人异化的产物,那么,这样我就是在从社会的角度、甚至从政治角度,从远比我以为的那样广泛得多的角度在表述我的看法。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不像我所担心的那样形而上学了。我想无论如何要做个真诚的人,我依然为孤独这个可能成为带点反动色彩的问题而忐忑不安,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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