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早年的阅读与影响

作者:朱景冬/译




  问:加林多和他妻子在《恶时辰》中所读的狄更斯的故事是哪一篇?本文译自《另一类拉丁美洲文学》,胡安•古斯塔沃•科博•博尔达著,系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著者所提问题的答问。该书1982年出版于哥伦比亚。
  答:是《圣诞节的故事》。我在我的作品中引用的文学内容很多,它们都是我在写作期间读的东西。
  问:《枯枝败叶》来自一个男孩坐在椅子上的形象;《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来自一个在巴兰基利亚码头上等待的男人;《族长的没落》来自一个在有许多母牛的宫殿里踱步的老人。那么你的新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来自什么呢?
  答:来自一件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来自一位朋友之死。简单地说,是关于一桩杀人案的新闻报道。那桩杀人案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得到了大量永久性的报道。作为基础的故事——报上的一则消息——已经过去很久。不但过去了28年,而且由于我采用的文学表现方法而发生了变化。
  问:那么,为了抛开《族长的没落》的全部复杂结构而采用这部纪实作品的朴实手法,你是怎么做的呢?
  答:在我的每两部长篇小说之间,总是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当我去巴黎写《恶时辰》的时候写不下去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便从中间冒出来。《恶时辰》之后,又出现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则是《百年孤独》之后产生的短篇小说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实际上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在《族长的没落》之后,掺杂进我的虚构的回忆之前却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我已经从事政治新闻工作五年之久,我把它作为保持同现实联系的一种方式。我写了若干关于古巴、安哥拉和越南的新闻报道。所以在写完这部纪实小说后,趁热打铁,我又接着写报纸的专栏文章。你要留心的话,就会看到我采用的是写小说的风格:写人们的往事和我自己的记忆。
  问:我们回顾一下你的文学修养吧。请从头讲一讲好吗?
  答:我于1943年到了波哥大;当时我只有13岁。那时的波哥大是个遥远而凄凉的城市,从16世纪初以来一直下那种绵绵的小雨。我在希帕基拉公立学校念中学。对我而言,文学就是诗歌。在那时,我入学的时候,我就会背诵所有西班牙经典诗人的诗歌。不但会背,而且能够朗诵、歌唱,永远都会。此外我也能背诵“石头与天空”派以前的一切哥伦比亚诗歌。当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有几个人在创作一种难懂的诗。此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事情是由某个敢于举手反对其父亲的人引起的。所反对的是吉列尔莫•巴伦西亚。谁是这场“混乱”的激发者、这场诗歌造反运动的引进者呢?是巴勃罗•聂鲁达。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启示。我捶胸顿足,恍然大悟,我曾经热衷于浪漫主义、高蹈派和新古典主义诗人的诗作,我完全错了。于是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爱德华多•卡兰萨在星期六增刊上写的介绍其他诗人的文章。他在那些文章中强调,他们的指路明灯是胡安•拉蒙•希门内斯西班牙诗人(1881—1958)。。但是我一直认为(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应该读的胡安•拉蒙的书),“石头与天空”派的年轻人、卡兰萨、豪尔赫•罗哈斯和卡马乔•拉米雷斯是在四十年代中期比他优秀的诗人。你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一发现令人激动之时,有一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这个诗派的一个成员即卡洛斯•马丁,要来希帕基拉当校长。他举办了几次讲座,借给我两本重要作品:豪尔赫•萨拉梅亚的《书籍的神奇活力》和阿尔丰索•雷耶斯的《文学经验》。
  问:那时你开始写作了吗?
  答:当然,我写了一些模仿“石头与天空”派的诗歌。不过,都是作为课堂作业写的。老实说,倘若不是由于“石头与天空”派,我不敢说自己会成为作家。多亏了这个异端,我才能把如此典型而贫乏的哥伦比亚修辞抛在后头。当若干年后我重读吉列尔莫•巴伦西亚的诗作时,我才明白他是一个完全自负的人物,一个众人不齿的诗人,他的诗一句也不可取。
  问:这么说是亏了“石头与天空”派你才发现了真正的诗,就是说语言,对吗?
  答:不错,因为后来,在我开始认真研究文学的时候,我才理解我外祖父母那种古老的讲话方式、也是哥伦比亚的典型方式的价值,因为他们老是纠正你的谈话。不过,在他们那种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方式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诗意。例如我外祖母不说哭,而说落泪;她唱过一支歌,歌中有一对情人在抱怨。我相信其中一个情人肯定是以亚历山大体的诗和十一言诗演唱。所以我就这样写进了作品。同样,如果《族长的没落》发生的文学时代要求鲁文•达里奥出场,他就会被引进千百次。此外,鲁文•达里奥也总是被“石头与天空”派尊崇为他们的伟大领袖。所以这就不奇怪了:每当我校对我的任何一部小说的清样时,看第一遍稿总是尽可能地砍掉“石头与天空”派式的比喻,但是这种比喻仍然存在。
  我认为“石头与天空”派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至今尚未得到充分承认。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基础。我不但从它那里学会了比喻的方式,而且学会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这便是对诗的热情和喜爱。我对诗的怀念与日俱增,它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思念之情。请想一想一个被几位冒失的诗人搅乱的国家吧。那几个疯子是具有传染性的。在那个时候,由于诗而引起的动乱就像今天由于“M19”而发生的动乱一样。
  问:可以谈谈奥雷利奥•阿图罗吗?
  答:我是通过“石头与天空”派认识阿图罗的。不过我从来不认为他属于这个诗派,我一直认为他是个以前就存在的诗人。他在那个时候的决裂要比“石头与天空”派的决裂更加受人赞扬。这是阿图罗的可贵之处:他带来了诗的精美和深刻性。这是“石头与天空”派不曾做到的。他所达到的水平,“石头与天空”派诗人从没有达到。当他们满足于“石头与天空”派而止步不前的时候,阿图罗却在继续飞翔,看上去飞得低了,但那是为了飞得更远。
  问:那阿尔瓦罗•穆蒂斯呢?
  答:我是他的朋友,已经30年了。我从来也不谈论他的诗。但是我仍然记得穆蒂斯的那些经验,就像我自己的经验一样。我也在科埃约度过假期,也听到过河水在石头上奔流时发出的巨响,听到过稀奇的鸟叫,忍受过同样的悲伤。我认为他的声音就是伟大的诗的声音。由于他,我才有了同样的感受。
  问:如此说来,你是在“石头与天空”派的影响下走进诗的大门并走到头、碰了壁的。那么你又是怎样从诗转向短篇小说的呢?
  答:在希帕基拉的那所寄宿学校里,大家有一个习惯,就是睡觉前大声读一本书。由于我早就喜欢看书,这一点同学们也已知道,所以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我就担任起提示大家应该读什么书的责任。所以老师就不费心去挑选书籍了。但是我在课堂上听到了一些我未来得及读的书。有人读了《魔山》全书。我们要求在读完一章前不要中断。然后便进行没完没了的争论,为的是弄清楚汉斯•卡斯托普到底跟克劳迪娅•乔查特睡觉没有。此外,我们当然也读《三个火枪手》(以前我读过《基督山伯爵》)等一大堆书。
  不过我仍然对诗歌着迷。所以中学毕业后去波哥大上大学的时候,我最开心的事情便是挤上装着蓝玻璃窗的电车,花五分钱就可以不停地从玻利瓦尔广场坐到智利大街,在电车上消磨那一个个不愉快的下午。那些下午仿佛拖着其他许多冷清的星期天的一条非常长的尾巴。在那些懒散的环形旅行中我所干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读诗集。每走过一个街区,就能读完一节诗。直到在永恒的雨中出现第一抹晚霞。于是我便光顾旧城的一家家郁闷的咖啡馆,找个热心人跟我谈诗,我刚读完的诗。有时我找到一个人,一般总是个男人,我们一面喝咖啡、抽我们自己剩下的烟头,一面谈论诗,一直谈到后半夜,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有的人都在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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