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骨灰
作者：〔美国〕柯里斯蒂娜·恩里克斯／作 陈广兴／译
译者
周六接到电话时，我正在上班。卡丽纳从前台通过内线电话通知了我。当我终于接起电话时，电话里传来我哥哥杰诺的声音，他让我先坐下，因为有坏消息要告诉我。
“告诉我，”我说。
“你坐下了没有？”
“快告诉我。”
我当时惟一能感觉到的就是胃里有一块椰子大小的地方空荡荡地难受。
“妈妈去了，”他说。
“什么？”我的心收紧了。
“洛佩兹太太今天发现的。”
“她发现的？爸爸在哪？”
“你坐好了没有？”他又问。
“别老问这个。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呢？”
“这件事有点复杂，是吧？”
“怎么复杂了？”
但对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回答。他只是建议我下班以后立刻和他见面，因为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办。
虽然按规定在工作的时候不能使用电话，我还是一挂上电话就给阿曼德打了过去。我说话的时候，手里的米黄色塑料听筒一直在耳朵边颤抖。他告诉我应该早点下班，老板会理解，这种情况下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阿曼德不管在何时何地，都未曾有过像我这样必须上班的经历，他永远也不会明白正好是我在做这件工作，而不是泛泛的某人在做。但我还是告诉他我会试一试。临挂电话时他说，“如果你想在外边吃饭，咱们就出去吃。你可以不用做饭。”
我还是一直待在“肉制品之家”，直到下班。工作可以让我不去想别的事情。如果我早点离开，我肯定会坐在停车场的道牙上声泪俱下——平常我只有独自一人的时候才会这样，或者当阿曼德偶尔表现得很体贴的时候，我也会和他这样。但我从未在家人面前这样过。我知道他们会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显得无情无义，但我自己知道事实。我知道我内心深处的感情。
大家都说她心脏病猝发。她当时正在做饭——她老是在做饭——突然毫无征兆地跌倒在厨房地板上。在妈妈干活的时候，爸爸正坐在厨房餐桌旁的木头椅子里，也许还抽着烟，等着妈把饭做好端给他吃。她正好跌倒在他的脚边。我们估计他当时曾竭尽全力地抢救她，向她嘴里送气，帮她吸气、呼气。杰诺说爸爸是拿起了电话，但想不起来急救号码，在反复尝试了一大堆号码之后，他就放弃了。
“他为什么不给我和你打电话呢？”下班后见到杰诺时我问他。
杰诺耸耸肩。“我认为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俩都知道爸爸有病，失去了正常思维能力，但我们从来没有就这方面谈论过他。我们只当他老了。洛佩兹太太早上到那儿的时候，发现爸爸坐在木头椅子里，手里仍然拿着电话，因为没有放好，电话仍发出嗡嗡的声音。她发现妈妈躺在他的脚下。
“烤箱也是打开的，”杰诺说，“除了这一切，当时很可能还会发生一场火灾。”他摇摇头。
洛佩兹太太扳开爸爸的手指，把电话取出来，给杰诺打了电话。这些都是今天清晨发生的事。
“爸爸现在要和我一起住，”杰诺说。“我觉得不能让他单独生活。”
“他可以跟我一起过，”我说。
杰诺摇摇头。“呃——呃。”
“为什么不行？”
“他可能更喜欢呆在我们的房子里。”
“我的地方也不错。”
“什么？”杰诺问，“你突然间对他有了兴趣？”
“那你呢？”
我们在距我工作地方不远的一个冰激凌店里。冷空气使杰诺的嘴唇变得微微发紫。除了一个穿粉色围裙的员工，这儿只有我们俩。明亮的光线经过白色柜台的反射，照在我的脸颊上。我沉默了一会。然后开始问一连串的问题。他怎么知道是心脏病猝发？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房子怎么办？他妻子赞尼亚和爸爸能够融洽相处吗？爸爸还说过什么？为什么洛佩兹太太给他打电话，而不给我打？
他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对我异乎寻常地耐心。他在看我是否会垮掉，看这件事是否会使我，这个外表坚强的米莉娅丧失镇静，对此，我心知肚明。
最后一次见我母亲是在她的院子里，她和我当时坐在一起。她坐在那把金属摇椅里，这把椅子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有了，橄榄色坐垫，扶手上有金属雕花。她向前伸直双腿，齐膝的尼龙袜缩到交叉着的脚踝上，就像救生圈一样，脚上穿着厚绒布家用拖鞋。当她对我就她喜欢的话题——政治——进行高谈阔论时，她看起来很惬意。她说我非常地幸运，当初她给我起名米莉娅，因为巴拿马总统是米莉娅•莫斯科索。她肯定已经说过不下十次了。“当时很可能是你当选总统呢，”好像成为总统的惟一条件就是起一个合适的名字。
我对政治的冷淡使她很生气。我母亲惟一喜欢阿曼德的地方就是他的政治品位。就因为这个，在家里这么多人当中，她是惟一喜欢他的人。
那天，周围正在进行选举游行。参加下届总统竞选的马丁•托利捷斯坐着车，在我们那片城区四处游行，他从车窗喊话，还挥舞着一面巴拿马国旗。就是因为这个我们都呆在院子里。我母亲在等他。我们差不多已经说了近一个小时的话了，他的大型白色汽车才隆隆驶过来，后边跟着几辆皮卡车，皮卡车的装货平台上挂着喇叭，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我母亲站起来，拉直罩衣的前襟。她已经有点老了，脊背早就开始弯曲了。
托利捷斯在我们院子前面停下车。他问我母亲她和她的妹妹，也就是我，过得怎么样。
母亲喊着问他：“你将怎样对待医疗系统？”
托利捷斯微笑着，挥着手。
“运河的事怎么办？”她在太阳底下大声喊叫。
托利捷斯从车窗扔给她一件T恤。“给你的！”他喊着说。
母亲没有伸手去接，任它掉在了自己脚边。“蠢蛋！”母亲喊着骂道。这时车沿着街道继续往前开去。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当着一个政治家的面骂他蠢蛋。我大笑着，笑得双颊都快裂开了。我一直觉得我和母亲之间总有一种独特的东西。比如我觉得她更多地是我的，而不是杰诺的。但是可能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认为的——认为对他们喜欢的父亲或母亲拥有特权。
那晚我回家以后，阿曼德跑出来接我。
“可怜的宝贝，”他说。从他脸上的表情看，我好像是一只摔断了腿的小狗。“我有一首诗给你看。”
“又有一首？”
“上一首是什么时候？”他斜靠着餐桌，伸手去拿一本书。他翻到要找的那一页，说：“是塞萨尔•贝列耶写的。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专门为人民写作。”
我坐下来听他读给我。我不像他那样懂诗歌。对我而言，诗要么好听，要么不好听。仅此而已。今晚他读的诗很短。写的是诗人刚死去的弟弟。我最喜欢的一行是“现在阴影落在了灵魂上面。”我感觉到眼泪要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