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和多丽丝·莱辛一起度过的一个夜晚
作者：［英国］多丽丝·莱辛／作 华 菁 邓中良／译
还有一个使文学标准降低的原因就是文学的教授方法，这也是政治正确性的一个方面。它已经记载入册了。它受到了批评。它受到了解剖性的仔细研究。我不认为那些出过作品的作家们想像过自己的作品会被这样研究。他们把作品看成是一个整体。
来找我的那些记者们经常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莱辛夫人，你觉得一个作家是否应该……？”而现在的记者则总是问一些诸如你对某件事有什么想法之类的问题，总是让你做出一个公共的姿态，我就会对他们说：“你知道这个问题是从哪儿来的吗？你知道你们的前辈们是谁吗？不知道？”他们的前辈是共产党和左翼风格的语言。作家们应该走出去站到路障那儿去。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必要费心思说给这些听众们听，我说：“我认为每位作家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位作家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是非感，这不是一个作家是否应该什么事都做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问呢？”但是这些话他们是听不懂的，因为这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差得太远了。因为他们相信作家的头像应该出现在肥皂盒之类的东西上面，或者遵从某条政治路线，当然也要保持政治正确性。
接下来我想谈谈我们现在经历的一种革命。就是电子革命。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变化。我们经历过了印刷革命，而现在我们则觉得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修道院里面才有书籍，也只是那么几个修道士或有着个人书房的特权人物才读书，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书的。然后出现了印刷出版业。你看关于当时的报道时，让你感到吃惊的是，欧洲很快就到处都有书了，速度惊人。突然，在几年内，每个人都有了他们自己的书，而且每个人都在看书。当时人们刚开始读书的时候，他们是大声读的，这一点还是很值得想一想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不出声地读书。修道院原是很吵的地方。每个人都高声读书。然后他们发现没有必要那么大声读的。他们可以无声地读，然后突然所有的人都不读了。他们接下来又发现也没有必要无声地读。他们可以只是看就能记住。我曾读过一本书，书中说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半到三个世纪。我们不知道那事发生时我们的大脑怎么了。当印刷侵袭人类大脑的时候人类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问过这样的问题了吗？我们可能问过了，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有关的研究结果。有一件事我们是知道发生了的。我们丧失了我们的记忆力。在那之前，在人们没有地址簿或百科全书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记在我们的脑子里。他们记得所有朋友的地址，记得大量的诗歌，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都记在这里。我见到过一些从非洲过来的人，不认识字，但是他们的脑中记得所有的事：一页一页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有各种书的名字和人名。我们可记不了那么多的东西。我们丧失了一种功能，而我们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印刷革命带来的其中一种后果。我们丧失了一种很重要的能力。我们在这些人的眼中是有缺陷的人类。当然，我们和他们比起来是有缺陷的。我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失去什么。那个时候当人们坐在那儿谈论“现在我们正在丧失我们的记忆力”的时候，我还对此很是怀疑的。那可能从来就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几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已经忘了发生了什么。我不禁要想，此刻有没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不知道的？
我想提醒大家回忆一下以前的情形。歌德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前说：“我刚学会怎样读书。”他当时年纪很大了，是欧洲最有名的才子之一，一位著名的诗人，所以他的意思肯定不是说他才学会怎样用ABC或怎样写一个句子。他说他才刚刚学会读书，他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在他的日记里有一段描写，我觉得表达了他的意思和他觉得怎样才算是读书，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教授的。他说——我得说那段文字有些混乱，但不认为那是哥德的错——“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探寻一本书中最为深层的和特殊的含义，那也正是吸引我们的地方，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要找出那本书和我们内心的本我有没有什么联系，而且从多大程度上我们内心受到了那本书的影响，又有哪些收获。另一方面，所有的那些外在的东西，那些对于我们没有任何影响的东西，或不可信的东西，都要受到批评，尽管它可能会肢解或影响整体，但是永远也不会让我们丧失我们的唯一阵地，也不会让我们暂时对我们的信心产生动摇。”我要重复一下那句话：“找出一本书中最为深层的和特殊的含义，那也正是吸引我们的地方，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要找出那本书和我们内心的本我有没有什么联系，而且从多大程度上我们内心受到了那本书的影响，又有哪些收获。”这些现在在我看来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读书，也要教孩子们这样读书。歌德的意思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不要带着自己的观点去看书。不要在书中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或自己的观点找信息。相反，你应该被动地读书。不要在自己和作者所说的之间建立起任何的障碍。你们之间应该是透明的。现在我们很难做到那一点，因为我们的脑中总是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日程安排，而且在读书的时候很难做到不去想它们：“他应该那样做的，他不应该这样做的，她不该那样……”阿尔伯特·曼古埃尔写了一本书叫《读书史》，非常棒的一本书。年轻人应该都看看的，因为它会告诉他们读书是件多么重要的事，还告诉他们人们以前是怎样重视读书的，而他们现在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教怎么读。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大脑已被毁坏了，我是很严肃的。我认为我们可能毁坏了我们的大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变得越来越笨的原因。这不仅仅是恶意或电视所为。我自己的专注持续时间比以前短多了，而这也不是年纪大带来的。
我还要简要谈及和以上的情况紧密相关的一些事情。我曾经描述过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之外有着一个非常广大的世界：“第三世界”,那些国家没有我们这个社会的那些“优势”。我曾经在伦敦北的一个学校和一些贵胄子弟交流过。这个学校每周都会请我这样的人来，我坐在那儿看着那些面孔，我知道他们在想：“哦，上帝。”（因为他们一定要听我说，这是必修的）“真是够受的，我们得挨到最后。”于是我开始对他们说我两天前见到的事。我去了津巴布韦东北部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然后到了罗得西亚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由建在沙漠上的一些简易房组成。事实上，这个学校没有书，没有课本，连地图也没有。他们不抱怨没有电灯或电话。所有的孩子都说：“请把你的书给我吧，我可以拥有你的书么，请您从伦敦寄书给我们好么？”如果孩子从学校里偷出了书来，那么大家都会高兴的，这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对书的渴望强烈极了。他们在一个小孩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大本高级物理书，他们问那个孩子：“你为什么要偷这本书，你又看不懂？”那个孩子说：“我想有一本属于我自己的书。”我还可以说很多这样令人心如刀绞的事，不过我要引用另一个小例子。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的一个朋友身上，她不停地在这个国家旅行，为他们提供书籍。两个年轻人（一个十六，一个十七）找到她，对她说：“我们听说你有书，我们已经自己建了一个图书馆。过来看看好么。”他们搭了一个小草棚，里面有一些驱逐白蚁的板子，这就是他们的图书馆了。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图书馆，我们可以有一些书么？”她答应尽其所能帮助他们。我知道在整个第三世界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在努力工作着。而我碰巧知道津巴布韦的情况，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发生着。我的一个朋友去了很遥远的村庄，随手把擦过鞋子的报纸仍掉，而当地的人却争抢这些废物。报纸是一个星期以前的，而对村子里的人来说却是一笔财富，弥足珍贵。现在我的儿子也在这个小组中做一点工作。有一次他从机场乘出租车去那个城市，司机对他说：“政府虽然教我们怎么读书，却不给我们任何书籍。”他们的政府只给图书馆和书籍工作极少的经费，而事实上又没有做什么相关的工作。这就是整个南部非洲的情况。这些手中难以获得书籍的人对书籍的渴求之情是让人吃惊的，他们真的没有任何合适的图书馆。如果他们能有，那是多么的幸运啊。他们对书籍如饥似渴。为什么？我是说，在我们的社会我们有着充足的资源，人们却一直为孩子不愿意读书而日夜焦虑。这可以归结为这样的情感：容易得到的东西没有价值。我们的书籍队带着一包包的书。不要以为这些书是什么令人感动的好书，这些只是地方出版商的产品。这封信来自于一个叫作戈奎的地方，他们带了两箱的书去那儿，那些书就放在一棵树下的一个书架上。那就是当地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改变了整个地区。总共大约有四十本书。信中写道：“各地的人们都跑过来到我们的图书馆里汲取养分。我可以把我们的图书馆比作是一个生命之源。一个人没有水不能生存，没有书也不能生存。书籍是他们的甘霖。”现在我觉得这个屋里面的有些人的祖父或曾祖父们可能也持这样的读书观。我觉得我的祖父或他的祖父是那样想的，而这种观点已经从我们的这个社会消失掉了。这里面的悖论是：在像津巴布韦这样的地方，人们肯定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传真机或文字处理器或电脑或者任何我们觉得很自然而然的东西，他们的大脑可能要比我们孩子们的大脑更健康一些，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受到侵袭。当然他们会赶上我们的，但是可能没有我们这么高效，因为他们的政府会窃取任何经手的东西。这倒可能会拯救他们。这样的观点是很悲观的，但也是很有趣的。我可以和一位荒野中的年轻老师讨论这个话题，他在那里教书，但没有合适的教材，没有地图，什么都没有，他和在座的每一位一样都很喜欢书，他非常渴望拥有书，他把书看成是生命之源，但是我却不能和我在英国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们谈论这个话题，他们对书这个事情不感兴趣。我只是描述一些事。我对此没有解决方案。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我觉得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很熟悉我说的这些话。此时此刻，想到这些事是很让人感到伤感的。
（责任编辑 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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