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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杂志莱辛访谈录

作者:邓中良 缪辉霞/译




  多丽丝·莱辛从南非的小地方移居到伦敦,成为一名小说家。在五十年之后,她仍然用手工操作的打字机来写作——当然不是在她创作出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克罗威尔公司,1950年)那同一台打字机上。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她创造出了广受世界称誉的四十多部作品。在经过这样不间断的敲击之后,没有一台打字机可以幸存。这些书包括让世界惊叹的美妙的成名作品《金色笔记》(西蒙·舒斯特公司,1962年)。它经常被人们称作“女权主义者的《圣经》”,虽然这个说法让莱辛本人很苦恼。其实以任何一个人的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项卓著的文学成就,而或许对于莱辛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她1919年10月22日出生于波斯(今伊朗)境内,在高中阶段就辍学,除了在哈佛这些地方获得了一些荣誉学位,她从未获得任何高等教育的学位。
  本文译自1999年6月《进步》杂志,采访人乔纳·拉希金。
  
  她的很多崇拜者,特别是女权主义者,都希望莱辛续写《金色笔记》,但是她讨厌续写。在我们的访谈中,她提示我说“我从来不会同样一件事做两次”。这个女人以一个普通小说家的身份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并逐渐把她的天赋转移到太空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物种小说等领域,一直到最近的小说《玛拉和丹恩》(Mara and Dann,哈泼柯林斯公司,1999年)——一部发生在未来数千年之后的、内容丰富有趣的旧式冒险小说。
  《金色笔记》是引领我接触到莱辛那错综复杂、引人注意的作品的通行证,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很多人都阅读这本书——至今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在读这本书。我是在1969年莱辛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见到她的,美国曾经一连几年拒绝给予她签证,因为她曾经是共产党人。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逐渐相互接受了对方。多丽丝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既要养育子女又要不时给予他们责备和要求。我以一个大使的身份为多个不同的美国亚文化群和美国学术界服务。每次我们见面,莱辛都要强调她最害怕说话,因为惟恐自己与大众观念或普遍的理念发生冲突。她还试图将我从对于革命、爱情和权力的个人幻想中唤醒过来。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期,她就暗示说乌托邦式的推动力不会永存,虽然当时我不愿意相信她的说法。最近,她似乎放任自己温柔的一面展现于人前。1989年的一天夜里,在加州北部地区,我们夜晚出去散步,抬头注视天空,谈论非洲的问题,多丽丝突然停在原路不动了,还说她很遗憾自己不知道星座的名称。
  虽然多丽丝·莱辛从来没有鼓励过追随者或信徒,但她拒绝接受传统的智慧让我成为有点莱辛主义者。她一次又一次地说,如果人类在未来要作为世界上的一个物种生存,我们就必须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我们必须“有很多想法,有时候甚至是一些矛盾对立的观点”,并“反抗集团想法和集团压力”。最近,在伦敦北部她的家里,我们又一次见面闲聊,她的眼光每落到一处,几乎都是批判性的审视——不管是对于女权主义,20世纪60年代,名声,还是最近灵性事情的流行。在即将迈入80岁门槛的时候,她依然和以前一样极端地独立。
  三十年前,当我们开始第一次做访谈的时候,谈论到了越南、革命和无意识等等。这次我们谈到了隐私,死亡,20世纪的尽头。莱辛一直对时间有着深深的着迷——她记得过去,想像着未来——但是这种着迷变得更加新颖而强烈。
  乔纳·拉希金
  
  问:1969年,您的一句最流行的评论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大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对待现实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莱辛:我也想知道自己说那句话的意图是什么。你知道,我经常感觉像只恐龙。我没有接触到任何的技术实物。在不久之前,我还在因特网上找巴恩斯和诺伯尔网上书店,人们也从全世界各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纷纷打来电话。我把这段经历看作非正式的闲聊,很令人愉快,但是我却不能很好地接受。谈话有很强的不真实因素。我不会自寻烦恼,在现在这个年纪还转向计算机领域,尽管我和电子邮件打交道还可以,邮件听起来蛮有感染力的。
  问:您对未来是如何想像的呢?
  莱辛:近来科幻小说作家阿瑟·C·克拉克谈到人类的生活方式将会在下一个世纪改变。我不理解其中至少一半的人,虽然我确定现在的小孩也能准确地理解他所要表达的含义。我还处在过去的某个阶段。但是我认为我的大脑没有受到技术革命的影响。我认识一些看起来不会读长句,更不必说长篇书籍的小孩。
  也许还要说到古登堡的类比。四百年前发生印刷革命的时候,人类失去了一定的判断力,包括记忆能力。今天在非洲,你可以见到一些人像以前一样,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脑子里。我们依赖电话本,地址簿。我们必须查询所有的东西。另一件事情是,今天的小孩要求越来越多的刺激。我认为对于刺激的不断要求是许多人都成为佛教徒的一个原因。这是对喧闹,对杂乱的反抗。我足够幸运,能够住在这儿,在这间房子里。夜晚这里除了巢穴里跳动的小鸟发出的叫声,没有任何响声。这种宁静的感觉很好。
  问:1969年您还说:“当你度过生命的一段时光,回顾往事的时候,你会发现眼里的这段生活和你生活的那段时间的感觉有很多的不同。”您是正处在那段时光中,还是您已经度过了那段时光,正在回顾往事?
  莱辛:我觉得我正在结束生命中的某个特定阶段。我现在正在守望的是无法预料的事情,是那些来自外面的、从未想到会发生的事情。有时你必须留意它们,那样你就不会自动地对新事物说“不”,只因为你习惯了对一切出现的新事情说“不”。我一直在不断地改变自己对于生活的看法。我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过去,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问:那么生活呢?您是怎样感受的?
  莱辛:在去年圣诞节前,我发生了一次小中风。我去了雅典和维也纳,后来马不停蹄立刻就去了津巴布韦。这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我认为主要是去津巴布韦旅行的原因。一天早上我醒过来,手臂不能动了。这是最古怪的事情——神经麻痹。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我觉得我中风了。”而且,事实上,那是医生告诉我的话。这并不可怕,但是却可以让我惊恐。现在我一直想到死亡。我有神经麻痹的手臂,右臂。我的言语也含糊不清。我说不出话来了。
  问:您现在一直想着死亡吗?
  莱辛:是的,死亡,死亡的时刻。我想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现在开始写一本新书之前,我都在想是否值得这样做?我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把这本书完成呢?
  问:安东尼·伯吉斯在六十多岁时,我在欧洲拜访了他,他告诉我说他一直在计算年份,也数着他在死之前还能写出几本书。
  莱辛:是的,的确就是这样的感觉。
  问:随着年纪增长,您会感觉到任何快意吗?
  莱辛:总体而言,岁数增长是很乏味的事。我讨厌骨骼的僵硬。这些年来我身体状况一直很好。现在避开这个问题不谈有很大的难度,我也很不喜欢这样。但是我收获了一种平静,一种超脱。所有的事情看起来不再像以前一样重要,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乐趣和喜悦。
  问:您平时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莱辛:我经常去看戏剧或歌剧。我去参加艺术展览,每周去伦敦汉普斯特·希斯绿园(Hampstead Heath)散步三四次。我种园艺,读书,这些在我看来一直都有着很大的乐趣。
  问:现在您的脑海里有许多想法吗?
  莱辛:想法吗?我是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的。我从来没有那样过,我怀疑以后也不会那样。但是现在,对于追求什么样的想法,我得谨慎些。
  问:几年前您告诉我说您有一个想法,要写一本小说,关于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是纳粹分子——他们住在同一间监狱小牢房里。我印象中,整篇小说都是他们在不断来来回回地争论政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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