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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人”莱斯利·马蒙·西尔科
作者：石平萍
女作家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 1948—）与莫马戴是同时代的作家，名气也不逊于后者。作为惟一的女性，西尔科与莫马戴、杰拉尔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 1934—）和詹姆斯·威尔奇（James Welch, 1940—）并称为“美国印第安文学四大家”。③她的创作有着强烈的印第安民族意识和深厚的印第安文化底蕴，无论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是诗歌、散文，她都有可圈可点的杰作，其影响力不光局限于印第安民族内部，在以白人为主的主流社会读者中，她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1948年3月5日，西尔科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在离阿尔伯克基五十英里的拉古纳普韦布洛保留地长大。她的祖父是白人，于1869年来到拉古纳普韦布洛人的村落，娶了当地的女人，落地生根。由于复杂的家庭背景，西尔科有着拉古纳普韦布洛人、白人和墨西哥人的血统。她家的房子位于保留地的边缘，因为是混血儿，她不能参加普韦布洛人的各种仪式和许多组织，可说是印第安社会的局外人，但她从小就听祖母、苏茜姨婆和其他家族成员讲述家族的历史和普韦布洛人的传统及民间传说，发现他们所讲的故事给她和印第安民族里的每一个人都赋予了身份，把她和印第安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对印第安文化传统的认同感最强。不仅如此，祖母等人传承的口述传统如肥沃的土壤，滋养着西尔科的文学想象力，身为名摄影家的父亲李·霍华德·马蒙（Lee Howard Marmon）也从深微处熏陶着她的艺术思维，这些对她日后走上文学之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尔科在拉古纳保留地的印第安事务局下属的学校和阿尔伯克基的天主教学校里上了小学和中学，从中学起立志当一名律师，希望借助美国的司法制度让印第安人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1969年，西尔科在新墨西哥大学获得英语专业的学士学位，紧接着进入新墨西哥大学法学院学习，但不到两年便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彻底失望。西尔科从1968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和诗歌，大学尚未毕业便发表了短篇小说《送雨云的男子》（“The Man to Send Rain Clouds,” 1969），颇受好评，但只是从法学院退学之后，西尔科才立志以笔墨为武器为印第安人争取权益。她开始修读英语专业的研究生课程，但很快便厌倦了学校的刻板教育，决心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1971年，西尔科荣获美国艺术基金会的发现奖，退学来到亚利桑那州钦利的纳瓦霍人保留地教书，此间创作了很多极具内省意味的诗，充满动植物、山水地貌、天气、颜色等意象，1974年结集成《拉古纳女人》（Laguna Woman, 1974）出版，获得《芝加哥评论》诗歌奖和普什卡特诗歌奖。西尔科曾于1966年和1971年两次结婚并离婚，各育有一子，并于1972年随第二任丈夫约翰·西尔科（John Silko）前往阿拉斯加居住，1976年回到拉古纳普韦布洛保留地。1978年，西尔科在亚利桑那大学担任英语教授，与1980年因癌症去世的诗人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结识，他们互通信件，谈及各自的生活、创作和思想，后来结集成《如蕾丝般柔韧》（With Delicacy and Strength of Lace, 1986），获得《波士顿地球报》的非小说奖。美国国务院编《美国文学概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这一提法由美国批评家肯尼思·林肯最先提出，后被评论界广泛接受。参阅Kenneth Lincoln, Native American Renaissance (Los Angeles: U of California P, 1983).
参阅Alan R. Velie, Four 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Masters: N. Scott Momaday, James Welch, Leslie Marmon Silko, and Gerald Vizenor (Norman: U of Oklahoma P, 1982).
西尔科的长篇小说创作始于1977年出版的《仪典》（Ceremony, 1977），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西尔科一举送入重要的印第安作家行列。小说通过主人公塔尤在印第安药师指引下借助部落仪式治疗战争创伤、解除身份困惑并重构族裔身份的故事，强调指出传统文化对于身份探求的重要意义，这既表达了西尔科远离拉古纳家乡期间的深切感受，也是她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在小说的开头，西尔科描绘了一个饱受战争摧残、身心俱损的二战老兵形象：主人公塔尤与表兄罗基一起在太平洋战场与日本军队作战，罗基战死，塔尤被俘获释，此后整天精神恍惚，噩梦不断，呕吐不止，白人医生束手无策，他只好回到新墨西哥州的拉古纳保留地，与一帮二战老兵厮混，借酒浇愁，不能自拔。然而，《仪典》并非只是一部探讨战争创伤的小说，塔尤的致病原因中，更主要的是个人经历与民族历史所造成的身份危机。塔尤是母亲和一个白人的私生子，一出生就被抛弃，不久母亲又早死，由大姨将他抚养成人，但无论在大姨家里，还是在拉古纳部落里，他都找不到“家”的感觉，因为他的棕色皮肤和黄褐色眼睛时刻提示着家族和部落蒙羞的历史，从小到大他都生活在周围人鄙夷的眼光中。只有舅舅乔赛亚例外，他不仅让塔尤感受到了爱，也担当塔尤的精神导师，让土地是有生命力的存在、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等印第安传统观念在塔尤心里扎下了根。不幸的是乔赛亚在塔尤参战期间去世，塔尤失去了与拉古纳部落文化联系最紧密的纽带。与此同时，混血儿的身份使他更加难以融入白人社会。二战中，塔尤和埃默等印第安青年奔赴战场，与白人一起浴血奋战，幻想以此换取白人社会的接纳，借着美军军装的光芒，他们的确也享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可惜战争一结束，白人的冷漠、歧视和敌意接踵而来，他们依然摆脱不了异类和局外人的身份。梦想破灭之后，纯种的印第安人埃默依旧抱着战时的荣光不放，直至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最后竟发展成仇恨白人、自暴自弃，对白人、甚至于对自己的同胞暴力相向。与埃默相比，塔尤处于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三重失根状态，因而他的身份危机感更为严重。好在他找到了同为混血儿的那瓦霍药师贝托尼，后者把印第安人的传统仪式与反映时代变化的新故事结合起来，引领塔尤回归乡土和民族文化，通过仪式化的回忆和旅程，塔尤的自我和族裔身份得以重建和确立，受创的身心也获得了慰藉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