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私小说的解构与重建
作者：〔中国〕李德纯 作
对心灵的关心是文学的天职。在19世纪的日本文学中,“人之所以为人”经常是向外的寻找,人性的价值也依靠外在构架,20世纪的日本文学从对人的外部世界的关注转为向内的独特关注、把握和思考,从而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拓展和深化了内在和外在因素的相互作用,使生活获得了多层次的叙述角度。上世纪70年代崭露日本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古井由吉、黑井千次、后藤明生、阿部昭等,已被约定俗成地称为“内向的一代”，他们并不去编织绵长细密的故事，而是把自己“带入”笔下人物身处的时代和环境,窥探他们生活和感情世界的幽微之处。
“内向的一代”在宏观上的理念常常力有不逮，而在微观上的艺术感觉则过于强烈明晰。故事都是平面的，现成的结论,现成的线性逻辑,而作家所做的是把它立体化，从日常生活描写真实的内心世界，表达对往事的眷恋以及对各种人事的看法，以真诚而善良的眼光观察市井百姓的路线，这成了他们独特的个性和风格。所谓“内向”，正如文艺评论家小田切秀雄所指出的那样，是“在自我与个人的生存状态中寻找作品的真实性”。当时，每个人都被大时代裹挟着往前走，时代潮流冲击着每个角落，这批异军突起的文坛新锐觉得，日本的现实“是畸形怪状的幻觉世界，是变化莫测的迷津，是在白天睁着两眼做的噩梦，是神经错乱的不可思议的国度”（后藤明生：《小说结构》）。他们的创作意图不在于拒绝一切模式，而在于描述精神层面更准确，能够抵达内心。但这种描述又局限于对私小说创作原则进行调整和更新，不仅保留传统文化气息，还加入西方现代主义（主要是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使之交叉重叠,寻找一个富于弹性的衔接点。现代主义虽然是舶来品，但如果有选择地吸收和充实与自己艺术主体有关的营养，不断地磨砺和构建自己的艺术风格，那么舶来品同样可以承载日本的民族故事，而并不割断自己的历史，抛弃自己的传统。“内向的一代”的创作实践表明，私小说能够在不断的演变中实现其生命的超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第三批新人”的延续与发展。
艺术是无止境的，“内向的一代”虽脱胎于私小说的艺术观念，但在传承、演变与发展上，却扬弃了其表面描摹的笔墨游戏，对人的关注可以说是该派的永恒主题。因此，对其他文学流派的开放性、借鉴性，是“内向的一代”崭露文坛、成为话题的奥妙所在，是完遂新旧更替的正常现象，它不是旧有私小说的简单重复与回归，而是私小说经历了“主义”林立的洗礼后，对自身模式既有继承又有突破的结果。比起以往的作家作品，“内向的一代”对人的内向性和对内向性格人物内心深层活动的描摹更为逼近，对人们原有的审美思维的挑战更为强烈，在个性的发展上也走得更远。作家们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从人的外部世界向内心世界的移动，他们笔下的人物似乎没有明晰的正邪之分，着重刻画的是人物的复杂性格和细腻的感情世界，人性化贯穿于创作始终，这可以说是在试行心理小说写作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
“内向的一代”同日本战后派或现代派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来扩展艺术创造的路子不同，从内容到形式都介于小说与非小说之间，似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意识流的混合，纪实的成分也存在，小说的元素也存在。他们的创作深深植根于对生活和内心世界的真实描摹，既从现代派的孤独、迷惘中寻找共鸣，更用生活化的散点透视表达现实人生和历史沧桑，字里行间总是渗透着那个时代的人在经历战后动荡以后的生活睿智和观察思索，充实了作品的现实人间气息。
《杳子》：一曲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和谐乐章
爱情似乎是被写滥的题材，有的名作如星河灿烂，但大多湮灭不称，日本自然也不例外。创作贵在新意，并不在时间的先后，1970年，古井由吉因《杳子》获芥川文学奖而一举成名，被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日本文学的新开端”，是“内向的一代”审美品格的发轫之作，这部爱情小说凭借风轻云淡的风格,在常态与非常态之间探寻心灵的和谐。刻画精神病患者复杂的生理与心理是极富感染力的题材，《杳子》的女主人公大学生杳子就是这类形象。她在K山半山坡神思恍惚，与大学生S萍水相逢，S送她下山，仅这一细节就足以衍生出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年轻作家笔下的爱情可能有更多的激情和火气，然而，内敛含蓄的人更多的是宁静。归途中，S和杳子少言寡语也未互报姓名，而那正是青涩爱情的原生态。三个月后，机缘巧合，杳子在人群摩肩接踵的车站认出了S，她疾步跑去，全身散发的真切情感直逼人心，从此架起了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杳子一直遭受疾病困扰，医生嘱她住院，在精神荒漠化的日子里，她积淀酝酿的情感迸发而出，S嵌入了她的情感之中。
爱可以是内敛的，也可以是奔放的，也许仅存于回眸之间，也可能永远埋藏心底。古井由吉对爱的叙述是冷静的，没有刻意描述那些表象，而是自始至终着墨于杳子的内心世界，这符合作者对整部小说的价值设定。开篇对崇山峻岭这一人物生活环境的彰显,只是给杳子和S的思想感情作铺垫陪衬，作家表现的是在浮世繁华之中守住的一份淡泊爱情，所以他的展示不是动态的，而是宁静地叩开他们萌动的心扉，以隐晦和迂回的手法触及人们心底最柔软的那个角落。
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爱的过程。评论界认为，《杳子》作为爱情小说，“由于这种情景的刻画产生一种超现实的梦幻，让人感叹生命和爱情的赞歌中总是充满了幸福和伤感”。在古井由吉手里，小小的素描却增添了油画般的厚度。这个题材看似比较边缘，其实是一个应该特别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一个人承受精神和心理上的痛苦，比承受肉体上的痛苦更艰难。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需要的不是可怜和同情，他们更需要关爱，古井由吉在现代社会愈来愈淡漠的人际关系背景下,让他笔下的S摒弃世俗观点，在平凡生活中显现出道德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芒，给予心理患有疾病的女郎以精神慰藉，把爱情的荆条编织成火红的生活箩筐。小说告诉了人们生命有着多种可以不懈追求的可能性，从而震撼了人心。所谓“内向”，主要指“内向的一代”探索的是古老的“我是什么”、“我应有的位置”等问题。他们充分展示怀疑论观点,捕捉知识分子在社会观念急剧动荡下的家庭、亲属、朋友和爱人这些社会组成细胞的心态与情感的冲突与变化，做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上的探索与思考。《杳子》没有第三者或婚外恋等表层的看点，真正的内涵在于表达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以及对爱情更宽泛的理解，对封闭的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作出层层开启。
“内向的一代”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没有奢华的家世背景和炫目的职位，没有激情燃烧的男欢女爱，作家是从平凡的小人物、身边触手可及的平凡小事说起，往往人物不多，情节也很简单，但却以点滴缩影折射出真实生活，挖掘出寓意深刻的人生基本命题，每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背后都结合了当时的社会气氛。古井由吉的《妻隐》（1970），通过记述主人公办事员寿夫同妻子以及家庭邻里男女朋友之间那种家长里短而又沉入内心深处的炽热亲情，虽然不无冗长拖沓之感，却有着大量生活化的写实细节作支撑，淡淡的笔触，却刻画了富有人情味的喜怒哀乐，反映出平凡人物的七情六欲，还有他们面对朴素生活的内心平静。小说运用意识流的手法，不按情节逻辑展开，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结构和时空概念，日常生活细节的闪回占据了叙事的大部分画面,生命的意义就体现在这些幸福和痛苦的场景回忆当中。
人性的本质在苦难与战争中更容易展示，情感关系、思维方式、面对命运摆弄的无所适从感，往往会让现代读者产生共鸣，那种划时代的震撼是无时间地域限制的。后藤明生的前期代表作《关系》（1971）和《夹击》（1973），以及高井有一的《北方的河》（1965）等，都是将社会动荡和个人家庭变故交织起来，处理成“现在时”，叙述的语气都是打破时空，过去、现在和未来前后相衔，此起彼伏,建构起没有断层的思维脉络。小说中的人物和作者的经历十分靠近，生活的小细节大都源自作家沉重的青春记忆，在真实经历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虚构，从原始冲动放大到理性思考。《关系》通过描写一家出版社内部复杂纠缠的关系，揭示了职场的迷茫，对现代人的不安情绪作出了深入探究。长篇小说《夹击》展开的是一个探寻的主题，混合了作者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主人公赤木在出生长大的朝鲜永兴迎来了日本投降，被遣送回国后在故乡九州颠沛流离，他风尘仆仆到过去的时空漫游，寻找二十年前遗失的军大衣，但遍寻无着。这种寻找引发了人们对人生劫难岁月的感慨，从而跨越了历史的间隔，重现了日本战后初期的人物特点、社会变迁。军大衣的遗失，象征着自我同一性的丧失，这正是“内向的一代”所要探索的根本出发点。《北方的河》是朴实无华的自传体小说，从一个15岁男孩的视角切入，以插叙的手法，道出了他暗藏心底的那缕剪不断的母子情愫。叙述者“我”那饱受战争磨难的母亲最终投河自尽，噩梦虽然过去，但难以排遣的惆怅和精神伤痛却深深嵌入生命的最里层，原本宁静的北方边陲小镇在“我”眼里成了血流成河的炼狱，那段辛酸与沉痛交杂的往事也成了一条情绪的大河，贯串在整个作品的情节流向中，具有穿透时空而直指人心的力量，令人深深感受到，战争对于最普通的人也是一场悲剧。
《五月遍历》：岁月
无痕,心灵留声
“内向的一代”也在不断改变创作思路，以不同主题拓宽对社会的多层面表达。黑井千次在商社工作长达十五年之久,对“职场本身就是人生的演绎”有着独特的体验，对那个年代处在激烈竞争中的工薪阶层的把握特别精准，也开启了崭新的个性化写作方式。他的前期作品《机械装置NO.1》（1958）、《冰冷的工厂》（1961）、《两个夜晚》（1963）、《神圣产业周》和《穴与空》（1968）等，都是把自己“代入”这些职工身处的时代和环境,去探讨那个乐趣与苦闷同在的名利场景的浮躁和喧嚣，揭示他们理智与情感的幽微细密。他延续私小说细腻平实的语言，没有跌宕起伏的大情节，借鉴运用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用温情基调表现工薪阶层在政局变迁与世态炎凉下的窘迫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描写“合理化发展”的当代工厂如何使生活方式与精神生态变得庞杂与繁难，人们如何被剥夺最朴素的人性，也映射出当代职场中疏离而脆弱的人际关系，读来令人心情沉重。他的《五月遍历》，则是以如同脉动一般的心理微变贯穿着整个文本。上世纪50年代，馆野杉人怀着那一代青年学生的青春激情和纯粹理想,冒着特务的跟踪和被捕的危险，卷进了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的时代洪流。二十年后,法院传他出庭为五一劳动节流血事件作证,却使他承受了精神家园消失的心灵之痛。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体现了他既非“英雄”也非“完人”的软弱的“凡人”真实自我，也折射出主人公在不同时代、不同价值取向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作家对“侵犯人权”这样大题目有着个人化的体察,他关注的是某些时代背景下活得“不彻底的人物”，他从私人化的视野关注着生活，但以公共化的情怀记录着历史，发现着人性，在私人叙事中留下时代的足音。小说的另一部分摹写馆野为筹措向法院控告资方的诉讼费制作纸花出售，并为开展募捐活动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这是作家由人物性格的单一性向多重性所作的探索，把小人物内心的困惑、挣扎、反复、犹豫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叙述略显拖沓，但却构成了黑井千次自由联想体小说“独特稳定的特色”，使其区别于一般的情节小说。
“内向的一代”对笔下的人物从不以“成败”这种二元对立划分法来评价,他们提供的仅仅是寻常事物景致中的几种生活方式,但由此衍生出的内心世界却与当下生活紧紧贴合,在文字底下的潜流，是从人情、常理发出的人生和命运的喟叹。
（责任编辑沈维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