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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本纪》“鸟身人言”刍议
作者:杨大忠
这段话有好几处模糊之处:首先,句中的“鸟身人言”的主体应当是谁?是孟戏,还是中衍?但有—点可以确定,两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鸟身人言”这—特征的;否则,下文中的太戊“妻之”当何属?针对这个问题,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作出了明确的答案:“旧解以孟戏、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当是二人名也。”清梁玉绳也说:“《人表》亦分作二人,但‘鸟身’上似脱‘中衍’二字。”[1](按《汉书·古今人表》盂戏作盂献)
既然“鸟身人言”这—特征的主体是中衍,那么“鸟身人盲”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且看以下各注家、泽者对“鸟身人言”的注解与翻译:
《史记·正义》曰:“身体是鸟而能人言,又云口及手足似鸟也。”
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中衍形状似鸟,说人的话。”
杨燕起《史记全译》:“大廉的玄孙名叫孟戏、中衍,中衍身体像鸟能说人话。”
近年来,出版的《史记》注释本,不下十余种。对“鸟身人言”的解释,都以为中衍“长着鸟的身体”或其身体“似鸟”却能像人—样地说话。笔者以为选种解释完全背离了太史公的原意。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的治学态度是相当严谨的。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对所用的材料都经过严格筛选。上古时期的历史掺杂了大量神话与传说的成分,他认为不可信,因此在《五帝本纪》中删去了大量荒诞不经的内容。这样来看,说殷商复兴时期,诸侯来朝,太戊竟用一只能言之鸟来为自己驾车,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同时,秦的先祖皆为人,但至中衍却成了一只能言的鸟,完全有悖于人情事理。
那么,“鸟身人言”—句到底应当作伺解释呢?笔者以为,此句当译做:(中衍)身上刺着鸟的文身,但却会说殷商人的话。“(中衍)鸟身”即(中衍)刺飞鸟于其身,即文身的图案为鸟;不能解释为中衍的身体“像鸟”或“是鸟”。“人言”,也就是“会说文明人的语言”;此处的“文明人”应指的是“殷商人”。
秦本嬴姓。《说文解字》云:“嬴,帝少昊之姓也。”周初之前秦人一直地处东方,为东夷部落,属少昊氏。[2]《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由此可知,东夷人具有文身的习俗,且与当时的殷商王朝相比,文化是相当落后的,其饮食习俗尚处于原始的阶段。蔡元培先生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文中明确指出,“例如未开化的民族,最初都有文身的习惯。”因此,中衍身上有文身既是其民族习俗的体现,又反映了当时秦人较低的文明程度。
那么中衍为何要在身上文上鸟的图案呢?因为少昊氏以鸟名官,把鸟作为本部落图腾的标志。《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对昭公之言表明,在少昊氏这个鸟族部落集团中有各种鸟图腾:“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鸥鸠氏,司马也;鸬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据此可知,少昊氏这个部落集团“纪于鸟”而以鸟名官,即全是以鸟为图腾的。实际上,不仅少昊氏,中国古代夷、越地区原始居民,几乎都自以为是太阳鸟同类的子孙。将自身的生命归结于太阳鸟感生和卵生的信仰,是古吴越、东夷、东北夷先民文化观念的—大特色。团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来看,“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俯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是嬴秦的先阻;中衍的祖父,名为大廉,大廉“实鸟俗氏”。可知秦人的先祖确是把鸟作为图腾来崇拜的。中衍在身上刺上鸟的图案,以此作为本部落图腾崇拜的象征,当然其中抑或具有装饰美化的心理。所以,无论从秦人的民族习俗,还是从秦人的崇拜心理来看,“鸟身”一词译成“在身上刺上鸟的文身”较为合适。
既然。鸟身”一词的解释为“身上刺着鸟的文身”,那么“人言”应如何正确理解呢?
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整个先秦时代,有相当一段时期,以中原政权为正统,徘徊在对中原地域的尊崇上,形成了尊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4]在夏商周时期,随着华夏族的形成与发展,在民族交往中,便逐步出现了“四夷”的观念,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这种观念在夏时就产生了,发展到商周便比较稳定了。例如,殷墟出士的甲骨卜辞中,有了夷(尸)、狄、蛮等字,是对四方民族的称谓。中原人以居住在中原地区为自豪,以中原以外的四周方国为鄙域。“蛮”、“夷”、“戎”、“狄”是一种对四周少数民族的贱称。秦人在殷商时期属于“不火食”的东夷部落,在殷人的眼里,自与野蛮的蛮夷戎狄各族无异,是不被当作文明人来看待的。“秦始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于戎翟。”阎而“文身”则是野蛮民族的标志之一。如周太伯、仲雍二位是周太王的长子与次子,但大王想将王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及季历之子姬昌,因此,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6]这些例子,都证明了“文身”与中原文明格格不入。中衍因为是东夷人,又“鸟身”,在帝太戊看来自然属于野蛮之人。
但帝太戊为何会使用一个野蛮人来替自己驾车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商族的祖先也是以鸟为图腾。蜗经·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纪·殷本纪》记载:殷祖契,“母曰简狄,有蜮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殷商族的男性祖先契与嬴秦族的男性祖先大业,都是其母吞玄鸟卵而生,所以这两族均为鸟族图腾。共同的图腾崇拜,在民族感情上产生了—种亲和力。因此,殷商与赢秦两族在民族交往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极其自然的事。
其次,从中衍的先祖来看,中衍的先祖大费“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这—技之长代代相传,一直沿袭到中衍的六世孙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中衍“鸟身”固然是其部落的标志,但也表明了中衍同样具有善驯鸟兽的本领,驾驭马车自是其特长,因此得到帝太戊的青睐。
仅有超群的驾车本领,如果语言上存在着障碍,还是不行的。殷人与秦人所处的地域不同,并且殷人子姓,秦人嬴姓,不同族,因而语言差异亦大。《周礼·秋官·象胥》载:“象胥尝掌蛮、夷、闽、戎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郑玄注:“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按照郑玄的解释,所谓象胥,就是负责翻译的官员。由此可知,蛮夷地区与中原自古以来在语言上就存在着差异,没有翻译官员就无法沟通。西晋江统在《徙戎论》中写到:“蛮、夷、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疏。”这进—步证明了中原与四夷地区在语言上的迥异。如果语言障碍不克B艮,帝太戊与中衍还是无法沟通的。但中衍因为能“人言”,终于得到帝太戊的任用。可见“人言”—词意为“能说文明人的话”,此处的“文明人”当指殷人无异。
中衍能“人言”,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意义:首先,它说明秦人在其先祖时期就已拉近与自称文明人的殷商人的距离,使其后世逐渐有了与中原地区接触的机会。其次,中衍因能“人言”并为帝太戊驾车,也正表明了早期秦人极易跨越民族障碍;加速民族融合的事实。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中衍“鸟身人言”的特点其实是寓有深意的:即表明了秦人与蛮夷戎狄各族的联系与区别,又表明秦人正处于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社会形态。
综上所论,“鸟身人言”这句话,其正确的释意应为:(中衍)身上刺着鸟的文身,但却会说殷商人的语言。不知方家学者赞同否?
注释:
[1]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
[2]参见白寿彝编《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卷第182、376页。
[3]参见陈勤建:(关于乌化宇宙观的思考.中国鸟信仰)之《太阳鸟信仰的历史意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4]参见胡克森:《论中国古代正统观的演变与中华民族融合之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5]《史记·六国年表序》。
[6]《史记·吴太伯世家》。
作者: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