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青琐高议》的撰辑形式简论
作者：冯 勤
一
唐人小说是唐代文学的一枝奇葩，亦属于士大夫文学的范畴。从汪辟疆校录的《庸人小说》一书中作者群的身份就可窥斑知豹。如《古镜记》的作者王度曾为著作郎并修过国史；《枕中记》的作者沈既济曾任吏部员外郎，以史才见称；《莺莺传》的作者元稹明经及第，授监察御史，为尚书右丞，终为鄂岳节度使；而《玄怪录》的作者牛僧孺甚至曾任宰相及太子少师，身份地位之高无人可与之比肩。其余的作者也大多是科考得意、身居官位的名儒，生平不详者寥寥无几。
又据王汝涛编校的四卷本《全唐小说》所载，现存唐人小说的作者约一百零一位，中过进士、任过官职的约八十三位，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二。据此可见，唐人小说的作者绝大部分是文人士大夫，生平不可考者微乎其微，史才如沈既济、陈鸿，文人如白行简、沈亚之，他们一时兴至，便往往假小说以寄藻思。
然而《青琐高议》共收录作品一百四十六篇，署名者仅十三篇，还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九。如此反差巨大的数字，足可以使我们推想到作者大多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而且可考的十位作者的身份，除欧阳修、钱易、窦弘余外，似乎也仅是些身世卑微的士人，如《孙氏记》的作者丘潜不过是小小的寺丞，而《用城记》的作者杜默也仅仅是位并不知名的词翰之士。
撰辑者刘斧本人也只是一位秀才，其生平事迹无从详考。仅据集中文字大略可以推知，他当生活在北宋仁宗年间(1023-1063)至哲宗时代(1086-1100)，或更后一些；其先人曾担任过狱官之类的小职务；刘斧的足迹曾先后遍及于太原、汴京、杭州各地。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从唐人小说到北宋的《青琐高议》，就总体趋势而言，其作者群逐渐由官僚阶层向下层知识分子倾斜；《青琐高议》所收作品的作者大多社会地位低下。
至于唐传奇的兴盛，其中—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温卷”之风。“温卷”指“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1]，的一种时尚，“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2]。于是在唐代形成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唐代传奇小说的作者是士大夫，其读者也是士大夫，它彰显的是过人的才德，追求的是高雅的情趣，其作品更多的是在士大夫中流传，读者面比较狭窄。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俯拾即是，如：
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沂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白行简《李娃传》)
元和元年冬十月，大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签厘。鸿与琅玡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陈鸿《长恨歌传》)
以上记载表明，当时士大夫们在宴会聚首或在旅途相遇时，常常互相叙谈些新闻故事以资消遣。加之传奇小说还可以用来行卷，帮助其在科考中得到选拔，因而更加助长了征异话奇之风。文人士大夫纷纷借创作传奇小说表现自己的才华，以求声名远播，主司赏识；因而唐人小说主要是以士大夫沙龙文学的面目出现在当时的文坛上的。
至宋代，小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不仅由于“温卷”之风早已烟消云散，而且北宋中叶诗文革新后，宋人的文学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欧阳修等继承发扬了唐代韩愈“文以明道”思想，强调文学的政教作用，在科举方面正式对进士实行考卷糊名的制度；而王安石改革科举，废诗赋取经义之举，更加促使士人把思想和精力转移到儒家经典上来。于是小说的作者群渐渐从进士名儒向科考不得志的下层文人下滑。与此同时，市民文化在北宋的勃兴导致读者群成分的变化——由以士大夫为主转为以市民阶层为主，读者层面较之唐代大为扩展。这也就使得小说作者多为名不见经传的下层士人，小说更多地是从遍及大中城市的勾栏、瓦舍中向四面八方传播，从雅走向了俗。
北宋小说主要流传场所如下：
1、瓦子勾栏。瓦子亦可称为“瓦市”、“瓦舍”。“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3]瓦子的范围、大小不等，其中有表演各种技艺的勾栏和棚。据《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北宋汴京城就有新门瓦子、桑家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及州北瓦子等等，形制规模颇为壮观。另据《水浒传》五十一回所载，小县城也不乏它的身影。总之，瓦子乃是当时小说流传的最主要场所，传布面最广，影响最大。
2、大街小巷。艺人在街头巷尾讲说小说故事在北宋已较普遍。宋初时，党进“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两面三头之人。’即命杖之。”[4]党进所见者即为市井勾栏的说话人。《东坡志林》记载：“途巷小儿薄劣，为家所厌苦，辄与数钱，令聚听说古话。”《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条亦有对当时大街小巷聚众听话盛况的生动描述。
3、宫廷、寺庙。说话业的兴盛，甚至影响到不少帝王的爱好。相传“小说起仁宗时，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5]而当时的寺庙也是讲说小说故事的主要场所之一。其从早至晚歌舞百戏不断，其中亦有说诨话者。且寺庙亦有演变为瓦市者，宋王栐《燕翼诒谋录》称：“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数处，而中庭西庑可容万人。”由此看来，当时小说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的市民群众。它属于消遣文学。为此，其作者群社会地位低下，创作呈俗化倾向也就成为必然趋势了。
二
《艺苑雌黄》(见《宋诗话辑佚》)曾议及《青琐高议》之谬，称“《丽情集》载严宇牧豫章，陈陶隐西山，操行清洁，宇欲扰之，遣小妓往侍焉。陶殊不为意，仍献诗求去”[6]，“而刘斧《青琐》乃移其事于陈图南，其诗但易数字而已。”[7]故而认定乃是刘斧之妄。之后该书又道破了刘斧另一妄举，即他将顾况与卢渥的故事，互窜起来，“合为一传，曰《流红记》，仍托他人姓名。”[8]，虽然议论原本旨在贬抑《青琐高议》，借之说明其小说不可尽信；然而这些文字却为我们提供了一项有利的旁证，即《青琐高议》一书的构成形式确为编撰。
既然市民读小说或到勾栏、瓦舍听说书，其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消除疲劳、舒缓生活压力、获得精神上的轻松愉悦，因此宋人小说的娱乐功能遂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讲究通俗性、趣味性及多样化，不注重创作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高雅的庸人小说是作家的文学，通俗的宋人小说则是读者的文学。雅文学需要读者适应作家，即所谓“要欣赏但丁，就要提高到但丁水平”；而俗文学则需要作家去适应读者，要求作家善于抓住当时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