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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敦煌结缘的四大文杰
作者：顾炳枢
随后，张大干在莫高窟展开了多方面的工作，调查、建档、研究和考证，同时大量临摹壁画和塑像。在荒寒、阴冷和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和他的学生们先后临摹壁画七八百幅，并获得大量的图案装饰资料。这些早期临摹作品，为后人敦煌壁画的临摹和修补复原提供了借鉴。1963年，莫高窟进行大规模维修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曾借取张大干近200幅临摹壁画，作为参考之用。
在敦煌期间，张大干选，临了20余幅形象比较完整的唐代单身壁画，寄回成都举办了《西行纪游画展》，并写信给成都和重庆两地的亲友，大加赞扬敦煌石窟文物。1943年5月他回川后，又将临摹的上乘之作结成《敦煌临摹白描画》3集出版。1944年1至3月，他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展出44幅敦煌壁画精美，临作，轰动一时。大书法家沈尹默时有诗曰：“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
值得—提的是，张大干在敦煌临摹壁画期间，还有—段遭受陷害诬冤的奇特经历。在临摹复原和考证研究中，张大干有次在所编20号洞里，对一处破损严重的宋代画败壁进行清理中发现，下面竟是一幅更早更好的唐画，即《都督夫人出巡图》。这是敦煌重层壁画的最早发现。这一发现证明，莫高石窟壁画并非只有一层，而是一代一代进行过累加重绘的多层。当时，他们对这幅已经破损了多处的晚唐壁画进行了复原修补。但张大千万没有料到的是，因此有人“举报”，在甘肃省参议会上指诬张大千破坏文物；报纸也渲染炒作，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事态后来演变到省主席发“警告”电，军统特务奉命“搜查”，进而要求中央政府“予以严办”的地步。后经省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反复“查究”，终真相大白，省府函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即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
张大千等在敦煌文物的保护方面做了不少事。除了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而外，他们清沙补墙，整理和修理了不少破损严重的洞窟、甬道和扶梯。3年中，张大千还四处收集到不少敦煌遗物，从士兵的火堆里抢救出一批汉简……这些宝遗的敦煌文物，他在离开时，都交给了新来筹建“艺研所”的常书鸿。他还把3年中辛辛苦苦所做的调查、研究和所考证的全部资料留了下来。这是研究所的第一批珍贵馆藏科研资料，为后来的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基础。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亲赴敦煌视察。张大千向于右任汇报了莫高窟文物的珍贵和毁损情况，并恳请于右任上提案，建议政府尽快成立专门机构管护和开展研究。两个月后，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正式提案。1944年1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正式成立。
1949年，张大千在印度举办了敦煌临摹壁画展，首次将敦煌艺术展示给世界。之后，他—直关注着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保护工作。1952年，他偶遇流失在国外的一批敦煌遗书和经卷，便毫不犹豫地用重金买了下来，之后以“半赠半卖”的形式转给了国家文物局。这批珍贵孰煌文物，在北京“特展”之后，不久又回到了她的故乡——美丽的敦煌。
四、献身于敦煌50年的人：常书鸿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杭州，自小学画。他23岁时赴法留学，先后在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和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曾师从新古典主义大师劳自嘶学习油画和美术史。在法国学习10年间，他创作的不少油画陆续获得法国美术界的各种金奖和银奖，因之被吸收进里昂美术家协会和全法肖像协会。
1935年的一天，他在塞纳河畔的一个书摊上，偶然发现了一本伯希和写的《敦煌千佛洞》。书中大量精美的敦煌壁画和塑像照片，让他眼睛一亮。于是他毅然决定回国去抢救和保护敦煌艺术。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行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时，常书鸿被委任为副主任委员。当时，张大千还没有离开孰煌，便陪他参观洞窟，介绍情况，并共同商讨计划，着手建所和保护研究的工作。有一次常书鸿失脚跌落挂在石壁上，张大干还带人救了他一命。自此，张大干和常书鸿结为好友。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对常书鸿说：“我们走了，而你却要长期留下来，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啊!”在张大千蒙冤的日子里，常书鸿冒着得罪权贵的风险，挺身而出，为他辩诬作证，终使张大千的冤案得到昭雪。
年轻的常书鸿，从一脚踏入莫高石窟，就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不间断的艺术和人生苦旅。作为“艺研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在那里组织和带领研究所的人员呕心沥血地艰辛创业，清沙筑墙搞保护，修复破损壁画，搜集整理文物；在那里年复一年地临摹壁画，办了无数次展览，出版了大量画册；在那里带领一批又一批有志学人攻关搞研究，撰写发表了大批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和专著；还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宣传和弘扬敦煌文化的国际性会议，使敦煌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举世公认的惊人业绩和巨大贡献，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知名度的艺术家之一。
可以这样说，常书鸿是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孰煌，奉献给了敦煌学。当然，他同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一生蜗居在荒寒的沙漠里，像一个苦行僧似地吃尽了苦头；因为“痴迷”敦煌，他遭受过妻离女亡的家庭不幸；“文革”中，又饱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无清摧残和折磨……但他义无反顾，以惊人的意志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默默地工作，苦苦地坚持了50年，没改初衷。正如他后来的夫人李承仙所言：“先生的心里，装的只有敦煌！”“先生魂系敦煌！”
著名的对话文学作家池田大作，曾于1990年出版过一本很轰动的书：《敦煌的光彩》。这本书是池田大作仰慕常书鸿这位“敦煌痴人”，与他进行了“敦煌文化”对话后写成的。他说他从常书鸿身上看到了“人的真正价值”。他把常书鸿称之为中国的“人物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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