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现代观念审视下的晋商兴衰
作者：许会荣 罗 曲
一、“抓住机遇”是晋商崛起的重要原因，而机遇的丧失则是其走向衰落的基本缘由
公元1368年明朝初建之时，面临内地元朝残余及蒙古族等周边势力的双重威胁，为解决北边军镇粮饷供应，明政府推出了“开中盐法”，即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运输者可以得到盐引(食盐专利执照)。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山西商人以其自己的地理优势，抓往这—机遇，不畏艰辛，开始了推着小车，担着担子，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于崇山峻岭间穿行的艰难历程。山西商人随着“开中盐法”的实行，凭借其地近北边的地理优势，率先进入北方边镇市场，依靠贩运粮食、棉花、草料等军需品迅速发展起来，并随着对盐业的经营而进入以两淮为中心、以盐业集散地扬州为重要据点的江推地区。
抓住“开中盐法”的机遇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然而晋商这种智慧和敢于接受挑战的精神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而保留下来。晋商的固步自封使其在后期失去了多次改组和东山再起的机会，不能够“抓住机遇，顺时而动”，导致了其后期的衰落：
1、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巨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有关方面不予理睬，拒不奉命。
2、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逢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因人力财力不足，恳请山西票号协办。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虽认识到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极力主张改革，但终因最有权威的毛鸿翰的反对而不了了之。
3、辛亥革命后，各家票号处境艰难。为挽救危局，最反对改组银行的毛鸿翰积极倡导合组银行。而北洋政府还没有对山西商人的要求做出最后答复，票号内部就已因利益纷争予头相对了。票号失败的命运遂彻底无法挽回。
机遇给了晋商发展的空间，而机遇的丧失也将晋商推向了倒闭的境地。“抓住机遇，顺时而动”是晋商在经营中得出的教训，对我们后世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也必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诚信重义”维持了晋商长期的繁荣，忽视制度约束则成为其衰败的重要导因
晋商是历史上公认讲信用的商业群体，此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晋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和关公崇拜结合起来，信用上升为—种近似于宗教的信仰。
晋商在管理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因而票号财东的第一要务就是物色合适的掌柜，而财东特色掌柜的秘诀只有三条：轻用重托；用人不疑；重金竞聘。整个票号的经营权只寄托在“信用”两个字上，却无制度的保障。虽然大部分掌柜会从始至终忠于东家，但中途“跳槽”的也不乏其人。日升昌大掌枢雷履泰与二掌枢毛鸿翔发生矛盾后，因无任何制度约束，毛鸿翙然离开，并受聘于日升昌隔壁的蔚泰厚票号。毛的出走和蔚泰厚票号的建立曾一度让日升昌在京津、汉口一带丢城失地。这一事件并没有让晋商觉醒，也不曾意识到制度约束对经营的重要性。
山西票号体制上的致命弱点就是以“万两银子一句话”来标榜自己的信义原则，“北存南投”的策略使其大部分银子都存在南方，以致接连不断的战争摧毁了其南方票号无数，银子被—抢而光。战争中逃亡的人只拿着一张银票来提银子。这时的晋商完全可以以战争为由拒绝兑现以保自身的生存。然而“诚信重义”的晋商没有这样做。他们在票号大量被毁、银子被抢的惨重损失下，还是倾其所有实现了自己的“信义”原则；但终在1914年，放出去的钱因战争发起收不回来，资不抵债，导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这也标志着称准华夏商界500年的晋商从此走向低谷。
在很大程度上“信用”使晋商一度走向辉煌；然而精明的山西商人并没有意识到，没有制度保障的“信用”却让自己走向了灭亡。战争和灾荒发生后，晋商依然死守“诚信重义”，提款者一律兑现；而借款者早已人去楼空，无处索要。制度上的缺陷终使晋商票号的大门一家家关闭。诚信经营500年，落难之际无人襄助。这一令人心痛的事实告诉后世：尽管诚信经营、规范制度是经营之根本；但须顺应形势变化而及时转换思维，与时俱进，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经营方式。
三、创新是晋商前期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创新能力的丧失则是其后期日益失去优势的根本原因
晋商在其经营活动的过程中，曾在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上积累了一些经验。当他们将其资本转向金融业后，为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又在此基础上，对资本的组成和管理机制进行了新的尝试；而且在防范金融风险和内部管理经营制度上，做了不少的积极探索。
1、经营形式为股份制。为了集中资本和改善经营管理，山西商人在合伙制和伙计制经营方式的基础上，于清乾隆、嘉庆之际，逐渐产生了股份制的经营方式，采取“银股”和“身股”两种入股形式。银股又称财力股；身股又称顶生意，即不出资本而以人力所顶的一定数量的股份，按股额参加分红。清人徐珂将它归之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两种股在年终都是可以参加分红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能够在运营过程中齐心协力把票号做好。
2、经营上实行两权分离。“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平素经营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经理既受财东信赖与委托，得以经理全号事务……领导同仁崎岖前进，其权限尽乎独裁，而非独裁，实即集权制也。”①以上史料可得出当时晋商在经营上实行两权分离制，这点与晋商的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晋商实行的两权分离，对于现代企业无疑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另外还实行了“预提护本，严防底空”和“密押制度”等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以及“标期信用制度”和“实行票据贴现与旅行支票”等拓展金融业务的创举。
19世纪末，晋商已经处于举步锥艰的地步。这时也是最需要创新的时候，但此时晋商的创新能力却正在日益丧失。一方面因为其在剩余资本的投向上存在战略性失策。当国内富商纷纷投资办厂，一些人逐步转化为实业家时，晋商却很少将资金积累用于产业资本，而是把大量资金用在购田置地、修建庄园、捐输助饷、结托官府等方面。另一方面最高决策者思想守旧，而且担心自己的权利被剥夺，极力反对创新。当时票号的决策权基本上掌握在日渐老迈的大掌柜手里。由于他们远离经济中心城市，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思想顽固，墨守成规，还刚愎自用，听不进新的思想和建议；更意识不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才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的资金投向背离了近代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