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新学教材见证科举废除百年
作者：彭元江
史载，科举制创立于隋朝初年(587年)。对于汉晋以来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法制度来说，这是国家候补官员选拔方法的重大变革。历代官员选拔主要看血缘和门第出身，或通过考察举荐，但都摆脱不了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垄断。只有科举制出现，普通百姓才可能靠学问步入官场。所以有中外学者称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然而科举制作为选拔候补官员的一种方法，却天生依附于国家的社会制度。到了明清之际，尤其是清代晚期，科举制与其所依附的封建专制制度一样，已腐朽至极，根本不能适应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需要，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1898年戊戌变法，“废科举，办新学”遂成为维新派的口号之一。
1905年9月2日，老迈愚顽的慈禧太后迫于“废科举，办新学”的不可逆转之势，无可奈何地吐出“恩准”两字，于是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终于被废除了。清廷正式下令，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乡试前的摸底考试(岁考)亦即停止，并迅速编印出版各种教科书，严令各府厅州县于城乡遍设蒙小学堂。确实“科举不废，新学不兴”，废除科举后全国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第二年就约达2．4万所，1909年增至约6万所。新学学生数量更是成倍增加：1905年全国不足26万，到1909年就约达164万人。可以想像当时全社会对新学、新知识的追求是何等的强烈。
在“废科举，办新学”大潮风起云涌之际，乐山知县李韵琴在全县士绅富贾支持下，筹建了乐山第一座官立小学，即“官立草堂寺小学”，1907年嘉定府也办起一座“嘉定府官立中学堂”。据说办学之初，即派员远赴上海购置新学教材。当时上海翻译、出版的新学教材多为日本版和美国版。笔者见到的新学教材中两种版本都有。这些教材内容涉及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图画、音乐、体操、修身等科目(见附图)。这种分科教学，大有别于私塾、学馆，可以让学生系统学习中外人文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常识，而不再是整天只背诵圣人之言，也不再向圣人磕头，更不会有戒尺打手心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合青年学生天性和适应时代需要的全面发展。
新式学校培养的中小学生所接触的知识面，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先辈。而一辈子钻在故纸堆里解读“四书五经”的先辈们，多数人只懂得“天圆地方，阴阳五行”和“半部《论语》治天下”，眼界狭窄，知识有限。坊间传说清末一次进士考试，题为“论项羽与拿破仑”，有人竟然在试卷上写下如此句子：“项羽力能举鼎，岂有破轮不能拿哉！”。而处于政权顶端的慈禧太后与大臣们也强不到哪去。愚顽的慈禧太后曾坚持认为西洋只有英吉利国是真的，其它什么葡萄牙、比利时都是洋人编出来唬人的。大臣中亦不乏笃信法术咒语和刀枪不入之人。呜呼，如此君臣何以面对正向工业化和电气化迈进的20世纪!中国如何面对用大炮、机关枪和化学毒气装备起来的西洋和东洋诸列强军队!于是，六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有学者说，“废科举，办新学”正好发生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此话十分有理。因为新式学校的兴办和新学教材的普及，完成了戊戌变法的未竟事业，从文化上为埋葬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启蒙和人才贮备。
据《乐山文史资料——教育专集》载，百年前，原正在考童生(科举制最初级)的年仅13岁的郭沫若，以第27名的成绩考入新式学堂乐山官立草堂寺小学，后又入嘉定府官立中学堂学习。可以肯定，郭沫若先生和一大批乐山青年学子，正是读着与笔者所见同样的新学教材，才得到了最初的近代科学文化的哺育和洗礼，逐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百年前的新学教材，见证了“废科举，办新学”的历史。
作者：乐山市科技局退休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