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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成都城市的兴衰
作者：张莉红
(三)近现代城郊场镇商业网罗的形成近现代成都城市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城郊场镇网罗的形成。根据今人统计，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成都、华阳、双流、温江、新繁、金堂、新都、郫县、灌县、崇庆、新津、邛州、大邑、蒲江、彭县等15县场镇数量快速增长，从195个发展到370个，增长率为89％。如此众多的场镇密集成都平原，每场之间，间距短者，2－3公里；间距长者，5－6公里。各场镇人口，少者数十、百户，多者数百、上千户。成都城郊场镇网罗分属成都、华阳二县。其中成都县属场镇12个，华阳县属场镇37个。
民国时期，成都城市规模的扩大，城郊场镇市场的增多，为各地农副业产品、手工业品和城市消费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易市场，成为成都城市经济的重要依托，也是成都农村地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显著标志。
二、抗战期间成都的城市建设
抗战时期，东北、华北、华东国土相继沦陷，东部人口、企业、学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纷纷内迁，成都成为内迁重点城市。数年之间，城市内外，内迁工厂、学校和各种机构甚多，外来人口也与日俱增。成都原有的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市政建设、公用设施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均不能适应这一形势，迫使省、市政府部门重视成都城市建设，加速了成都城市近代化的过程。
1944年，成都市奉命废镇设区，按照三镇合一区的原则，将城内24镇合并为8区。1945年6月，经省政府批准，由成都市政府与成都、华阳两县会商决定，两县分别划出4240亩和4300亩城郊土地给成都市区，作为新增市区，与原市属附城数镇再合编为6区。城市规模扩大后，市区完全突破了旧城垣范围，使成都具备了近代化的基本条件。
抗战期间，东部人口大量聚集成都市区和周遭各县。市区建设处于飞速发展期。随着商业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形成了六处繁华的商业中心：商业场、新集商场、悦来商场、昌福馆、交通路、春熙路。市区增修街道50余条，包括两个主要的街区(分别在少城和大城基础上增修)。这些街道的增修，为抗战时期成都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众多的常住和外来人口提供了基本生活条件。
抗战期间，成都市区和郊区集聚了大量外来人口，衣食住行的需求急剧增加，给成都商业贸易带来空前的繁荣兴盛。
据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统计：成都市区商店总数共计28480家，与抗战前相比，净增15167家。(参见《成都城市史》240－248页，成都出版社，1993年出版)。城市商业形成一个以春熙路为中心，北接总府街、商业场，延续到提督街，南接东大街的繁盛的商业闹市区。商业贸易活动的空前活跃，极大刺激了金融业的兴旺，银行、钱庄密布市区，约计70－80家。银钱、期货的投机活动也应运而生，形成安乐寺的黄金、白银、纸烟市场，东大街沁园的棉纱市场，大安市的米市，城守东大街的匹头市场，正娱花园的黄金市场……与此同时，成都城市房地产业也进入黄金时代。以春熙路为例，抗战中期，地价扶摇直上，暴涨到寸土寸金的水平。一个单间铺面，租金高达黄金数十到一百两。
抗战期间，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安乐寺金融市场投机赌博之风盛行。商家勾均以商品期货作赌注，大搞买空卖空。1943年，国民政府开放黄金市场，从事金融投机的商家纷纷在安乐寺开设黄金交易所，河南帮的王海山、张瑞丰、魏延甫，山西帮海通字号的吴明甫，陕西帮天乙福字号、天成亨金号、祥兴金号，浙江帮的杨庆和、宝成银楼勾均展开角逐。黄金交易主要以削匕各省金条、金圆、金饰、沙金、矿金为角逐物，每天交易额大约二三千两。国民政府开办黄金储蓄以后，黄金市场掀起买空卖空的投机狂潮。与此同时，银圆交易也以川版作赌注，赌客主要是钱贩子、钱滚子。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公债后，大量美钞流入金融市场，安乐寺又开辟出美钞市场。此后，香烟、百货、新药、染料、黄金、银圆、美钞都在安乐寺买空卖空，参加交易的人也越来越多。据估计，经常做这种买卖的大约在千人以上。许多人在金融投机活动中失败；破产逃亡或自杀身亡，报端时有所闻。
三、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成都城市状况
(一)城市的衰败景象 1946－1949年期间，由于抗战以后国内战争蜂起，国民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实行竭泽而渔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最终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使成都城市经济处于全面崩溃之中。三十余万城市居民忍受着沉重的生存压力，在死亡线上挣扎；成都城市建没也陷入绝境。当时的顺口溜说：“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工商企业大歇业，连所谓“三根半烟筒”也不冒烟了，只有二三十部小轿车和一些军车在尘土飞扬的石子街道上耀武扬威。满街可见凄凄惶惶的城市平民以及苦力拖拉着破旧黄包车和板车在缓慢地挣扎。
从成都城市现状看，只有春熙路，东大街，东、西御街到祠堂街才有—点像样的大街。城市中心的皇城一带(今四川省展览馆、天府广场到红照壁一带)全都是弯曲狭窄的陋巷和拥挤不堪、东倒西歪的竹编粉壁街房，连皇城城门洞外的两个大石狮子也被棚户的竹席所淹没。从皇城城门洞进去，直到至公堂，全是横七竖八、望不到头的棚户区，这是数万无业流民用废旧物品随意搭建的栖身之所。再往后面去，就是皇城坝(原来的蜀王府宫殿区)，是三教九流汇聚的场所，有耍把戏的、卖打药的、摆赌盘的、看相算命的，还有其它各种专门从事欺诈的，所以成都人又把皇城坝称为“扯谎坝”。在皇城坝的东西两面，也都是乱七八糟的棚户区，无边无际。东面有一个高达二十余米的垃圾山，是多年没有清除过的城市生活垃圾和煤渣，俗称“煤山”，臭气熏天，是疾病和瘟疫的发源地。再往北走，就是后子门一带，俗称“小市”，无业游民和大量妇女就聚集在这里，希望找到临时工和当家庭保姆的机会。许多流氓、阿飞、拉皮条的掮客也乘机在这里活动。命运好的妇女可能到大户人家做娘姨，年轻妇女若遇流氓阿飞，只有受骗上当，被糟蹋玩弄后，还被变卖到妓院里，没有出头之日。这一带还有许多破败的鸦片馆，每家只有几张席子，专供一些苦力人在这里消耗可怜的血汗钱，用毒品为自己恢复体力。
(二)洪灾频仍，哀鸿遍地经过古代成都人民两千多年的不懈努力，成都早已形成二江环抱、多条绿水穿城的生态城市。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城市水利工程废弛多年，城里的一条御河和一条金河都变成了臭气熏天的烂泥沟。那里蚊蝇孳生、垃圾腐烂，成为瘟疫发源地。有一年成都霍乱流行，死亡人数成千上万，最早发作的病人就生活在这一带。由于内外江河道多年失修，每年夏天洪水泛滥，金河率先进水，使东南城区成为一片汪洋，许多城市贫民窟轰然倒塌，男女老少死于洪水；或者家产荡然，流离失所，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
如1947年7月初川西地区连续数日的暴雨，造成了成都特大洪水。7月7日，外西百花潭等处河道，水位骤增一丈六尺左右，沿河百余幢房屋被洪水冲毁，青羊正街、横街水深数尺，十二桥、晋康桥、宝云桥、小桥等处桥梁荡然无存，附近树木、围墙全部倒塌。被淹没的街道包括春熙路南段、总府街、青龙街等二十余条。《申报》1947年7月12日对成都洪灾的一篇专题报导写道：“建筑百年的安顺桥和六十余年的万福桥，俱为洪水淹没冲毁，其余大小桥梁冲毁六十余座。不及走避的沿江居民千余人随洪水作波臣，一切财产尽为巨浪卷席一空，造成六十余年空前第一次大水灾。……豪雨迄五日始告戢止，但市区仍成一片泽国。记者登城楼鸟瞰灾情，但见四野茫茫，洪浪滔滔，被冲毁的房舍、家具什物、尸骨、牲畜，以及沿江仓库中储藏的盐、煤、木柴、货物，滚滚逐波而下。灾民扶老携幼，栖栖惶惶，争登高处避水，刻划出洪水的恐怖惨景。7日洪水渐退，记者再到灾区查勘，昔日繁盛游乐之区，仅剩荒烟乱草，一片瓦砾，……倾家荡产的灾民，呼天抢地，痛哭流涕，惨绝人寰。”
(三)黑恶势力猖獗，城市治安恶化 随着成都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军阀、官僚、恶霸、袍哥、土匪、地痞、流氓、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以及社会渣滓也大量融入其中，城市治安环境日益恶化。最为典型的是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袍哥势力。成都袍哥各树一帜，公口(码头)就有一千余个。其中，不乏名噪四方的典型人物：如横行川南的邓叔才、北路的“总关火”马昆山、人称“倒插野鸡翎子”的龚渭清、所谓“八方搁得平”的陈俊珊。他们凭借地方恶势力，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称王称霸，横行无忌，任所欲为。其次，由地痞流氓纠合起来为非作歹的土匪、恶霸势力，也成为成都社会的公害。如城市东门的黄亚光、西门的徐子昌、北门的银运华、西南门的蒋浩澄，他们各自拥有一帮流氓、恶棍，杀人越货，强占民产，贩毒走私，投机倒把，还肆意敲诈商家、银号，无恶不作。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着成都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黑恶势力的急剧膨胀，使城市失去了健康的活力，迅速走向衰败。这同时也说明，民国社会已经病入膏盲，预示着它必然要被新的社会所取代。
作者：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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