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婚启见证国难
作者：黄辛建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七七”事变的次月，《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的订婚、结婚启事数量即有所增加，在10月份达到了285条，是6月份36条的7．9倍。从11月份开始，订婚、结婚启事的数量呈下降趋势，12月降到117条，但仍比6月份多3．3倍。
至于1938年1月和2月，《大公报》则分载婚启89条和54条；1945年7月和8月，婚启增至169条和192条。
抗战之初，在订婚启事和结婚启事中出现了“非常时期”、“国难”、“抗敌”、“抗战”、“全面抗战期间”等与时事有关的词语。有此类语意的订婚、结婚启事在1937年7月一12月的《中央日报》全部443条订婚启事和结婚启事中，达313条，占70．7％；在《申报》的408条中有291条，占71．3％；在《大公报》的126条中有87条，占69％。而且，这些与时事有关的词语是日趋严峻的，先后经历了一个由无时事用词到“局势紧张”(最早在1937年7月25日出现于《中央日报》)、“国难”(最早在1937年7月26日出现于《中央日报》)、“非常时期”(最早在1937年8月22日出现于《中央日报》)，再到“抗敌”、“抗战期间”(最早在1937年9月19日出现于《申报》)，直至“全面抗战期间”(最早在1937年11月15出现于《中央日报》)的递进过程。显然，这种订婚、结婚启事是抗日战争时期所特有的，见证了国难下中国人婚俗的变迁和芸芸众生的忧国忧民情愫。
战争的降临，使得许多青年被迫尽快订婚或结婚，以共同应对已经或者即将到来的灾难。徐保岭和张守珍在结婚启事中称：“即日起在汉共同生活，迨大局平定举行婚礼，特此登报声明”。陈长松和韩肇宏于1937年8月30日结婚后，就只在9月1日刊登结婚启事，“谨此敬告亲友。”这样的婚启可以看出国难之际订婚、结婚之人的急切心理，这也是抗战中的国人有限的应对措施之一。
战争形势的日趋紧张，迫使当时想尽快结婚、订婚的人们仪式尽量简化，甚至不举办任何仪式而在报上刊登订婚、结婚启事，“恕不另柬”或“均不另柬”。萧冠涛和杨惠华的结婚启事写道：“值兹时局紧张，各知好戚友均不另柬，幸乞鉴谅”。项得辉和张宏业为儿子项瑞麟和女儿张一志的订婚刊登启事时写道：“值此国难严重，一切从简，特此敬达，诸亲友恕不另柬”。孟昭瓒和陈端的结婚启事说：“最近各方亲友住址诸多移动未能一一柬达，谨登报奉告”。陈素魂和谢锦涛的结婚启事说：“值此国难方殷，一切从简，恐亲友未克周知特此奉告”。
我们还注意到，当时的订婚、结婚启事还反映出面对日寇侵略，国人不屈不挠的抗战热情。
1937年10月10日《申报》有一则启事：“敬请结婚之家注意：‘值此国难严重，各处被敌之大炮飞机轰炸。隆隆前线，忠勇将士抗敌卫国、血战疆场、出生入死、护国救亡。奉劝结婚之家应少做一件衣、少备一席酒、节省一切糜费，购买救国公债或制棉背衣慰劳前方将士及救济无食无衣之难民或各处慈善事业。无论多少，多多益善，则有益于国家也。心余人敬劝。…从抗战初期(1937年7月-12月)的订婚启事和结婚启事来看，广大的“结婚之家”也确实这样做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一般较注重节俭
这一时期的结婚、订婚启事中，大多数都有“从简”两个字。例如方赞荪和毛云芬的结婚启事写道：“际此国难严重，一切从简，恕不柬邀，希诸亲友谅鉴。”再如温雄飞和伍镜泉在长子复和长女赐金的结婚启事中说：“时值抗敌期间，仪式从简，谨敬告，各亲友恕不另柬。”显然，这是与抗战岁月的艰苦环境相适应的。
二、能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许多“结婚之家”更注重用实际行动去支援抗战。例如，杜文庵和王天亢在儿女的订婚启事中强调：“国难期间省略浮文，谨以筵资移充救国捐，特此敬告亲友，诸维亮察。”1937年8月10日的一则订婚启事中，则有“国难期间省略浮文，谨以筵资充救国捐，特此敬告亲友，并望海内外同志凡遇喜庆等事一致采用此法，所集当不在少数，诸祈，公鉴”的内容。
总之，在抗战初期的特殊情势下，中国老百姓的订婚启事和结婚启事，是当时人们爱国抗日精神的具体体现。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这类婚启促使更多人去不忘国耻，不忘报国，克勤克俭，同仇敌忾，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