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从当前影视文艺作品看“康乾盛世”的另一面
作者：刘晓霞
所有这些褒扬，实际上还是《清史稿》中褒扬康熙帝和乾隆帝的那些内容，即：圣祖康熙帝“经文纬武，寰宇统一”，“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世宗雍正帝“严明继之”；高宗乾隆帝“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文奋武，於斯为盛。”那么，今人该如何看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历史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需要强调，就是康、雍、乾三代之际，在西方，英、法、美等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的兴起，经济和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将社会推进到近代文明。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雍、乾三代皇帝仍然陶醉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天朝上国”的梦幻里面不能自拔。他们面对西学东渐而闭关锁国，令中华民族长期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外文明的往来与交流，遮蔽了国人的眼光，使中西方距离越拉越大。这是造成中国三百年来经济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门既关，那么，这三代君王在“家”里又捣腾了些什么哒就是当下影视文艺作品追随《清史稿》而着意渲染刻画的“武功文治”。
首先是“武功”
作为康雍乾三朝统治的特色，就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巩固建立不久的新王朝。中国历朝开国后，都要对内动武。打天下靠的是刀把子；天下得到了，就要从拿刀的人手中夺过刀来，以免这刀把子会砍向自己。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算是客气的，朱元璋炮轰功臣楼就不客气了。满洲贵族入关，军事占领成功了，维持统治却不容易。新皇朝的统治者当然也要收刀把子。杀鳌拜就是一例。清与明不同的是，建国之初手握重兵的，除八旗外，还有叛明有功的明朝将领。清初统治者想到的威胁，首先是这些汉人会反抗，因此要用一切手段进行镇压。对削三藩的军事行动可以用各种名义去解释，但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其根本目的是将兵权从汉人手上夺回。为此而花费多少钱财，牺牲多少生命，都是无关紧要的了。对这种军事行动，后人评价为实现“大一统”的伟大功绩，实在是太牵强了。这三藩本来就是在帮助清室夺取全中国，统—全中国。他们的“王”也是清朝皇帝封的，他们所辖之地从来就是清朝治下的一部分。分裂之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大一统”名义下的军事行动，其实只是皇帝集大权所必需，是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
其次是严厉的政治
康雍乾三代政治斗争之严酷可谓空前，大者，也是几部电视剧反映比较多的有三：
一是对“反清复明”势力的斩尽杀绝。康雍乾时代，特务组织特别发达，特务横行，对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人，几乎是要斩尽杀绝。在这种特务统治下，不仅反清者被镇压，只要是被怀疑为异己的也没有幸免的。过去都把吕留良、甘风池、吕四女姚些“反清复明”的传奇人物当作民族英雄来宣传。无可否认，这些人的思想，是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份的。不过我们更要看到，老百姓因受封建专制的压迫，而借这些人物来表达自己对当局的不满。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也以“驱逐鞑虏”相号召。对此，不能看做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看作是人民对封建专制制度不满的反映。因此，在民国建立后，这些人物在民间仍然受到称颂。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热插的影视剧里，这些人物却都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人；原因就在于他们“作乱”，作“一统天下”的清室的乱。
二是大兴文字狱。康雍乾三朝大搞文字狱，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甚至杀到不分青红皂白的程度，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有几十起。这种文字狱是用来对付某些汉族地主的反清思想的。“庄廷拢明史案”就是著名的一起。康熙皇帝把已死的庄廷拢开棺杀头，受牵连被杀72人，充军数百人。“吕留良案”，雍正皇帝也将吕氏剖棺戮尸，弟子家属被杀甚多，发配宁古塔为奴的有23家。康雍乾时代的文字狱不仅给历史留下了无尽的伤痛，而且还给中国社会的发展罩上了阴影。知识分子不敢再以头试刀，学术与创新没有了，导致思想界万马齐喑，社会死气沉沉。
三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康雍乾时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诸王贵族争夺皇位的斗争、皇帝与臣子的互相猜疑以及满汉地主之间的明争暗斗异常尖锐。三代帝王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权术，使之在这些斗争中立于不败。当前影视文艺作品津津乐道于此，却不能向人们正确指出这种“窝里斗”的严重负面影响：败坏了政治，腐朽了国家，浪费了国家智力资源，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再次是整肃吏治、反贪除暴
这也是当下学术、文艺作品肯定和宣扬最多的。这可能是当前的民心所需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应该承认，那时的反贪行动确实不少，但并不值得大颂特颂。因为这种反贪在事实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效。之所以没有大的成效，是因为官员中大量贪赃枉法现象的存在，根子就在清皇朝的封建统治自身，在于清廷优待八旗子弟的政策，在于极端专制下的特务统治。尽管皇帝反贪的决心很大，但决不会大到去挖自己统治的根基。他们杀谁保谁，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官吏们的清廉与否，而是取决于官吏们对皇帝的忠与不忠。
康雍乾三代凡135年，其历史内容是以削汉藩的军事行动和杀异己的特务统治为特色的。表面看它的直接效果是显著的：手握大权的重臣压下去了，手握重兵的藩王被消灭了，反清分子被镇压了，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但实际这种行动，是以残民伤财来换取这个新王朝统治者的龙椅的稳固感。之所以说是“稳固感”，是因为其实并不稳固，也说不上有什么进步意义。康熙帝和乾隆帝在位都超过60年，也被颂扬为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但是，一个人可以统治一个国家60年，这现象本身就是落后的表现。
康雍乾时代，三位皇帝可圈可点处当然也不少(如平定台湾、平定准噶尔部)；但他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对他们的评价，更应该着眼于世界近代历史的范畴，看是否踏准了时代节奏，是否赶上了文明前进的步伐。
有清一代遭致外侮、挨打是在道光朝以后；然而一个国家的落后、积贫积弱绝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我们认为，近百年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与康雍乾时代的对外政策和所谓的“武功文治”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对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能光停留在表层的热闹上，而应以科学与理性的眼光，进行深层次的冷静的条分缕析，从中提取有益于当代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的有益养料(包括正面及反面的)。
作者：成都理工大学
德阳分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