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向达与罗荣渠的师生情
作者：罗荣泉
罗荣渠是上世纪40年代向达先生的学生。向先生1945年到西南联大史学系任教授时，罗荣渠刚好考进联大史学系。
罗荣渠是笔者的大哥，他生前常谈起向先生；在他早年的日记中，也多次记有向先生。今年是罗荣渠逝世的10周年，又是向先生逝世的40周年。兹特以罗荣渠日记、书信及其他著述为依据，记叙向达先生与罗荣渠的一段师生情谊，以资纪念。
罗荣渠在西南联大念一年级时，学的都是普通课程，还没有机会选修向先生主讲的专业课；但对向先生学识渊博与治学谨严却早已耳熟能详，心向往之。向先生专精中西交通史、西域史及唐史，是我国敦煌学的开拓者之一，对研究西北和云南的少数民族史也卓有贡献。他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在史学研究中把文献记载和实际调查及考古资料结合起来，把中国史料和外国史料结合起来，著译及校注古籍的成果丰硕，素为学术界所推重。
联大复员后，1947年上学期，罗荣渠选修了向先生的“中西交通史”。这是罗荣渠最感兴趣的一门课程，不仅上课听得专注，做了详细笔记，而且经常在课外请教，借阅有关书籍图录。他在同班同学中年纪最小，勤学好问，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向先生对他印象良好，乐于给以指导帮助，有时还代他向北平图书馆借书。他在二年级时，在向先生指导下写了《古代中国文化西来说述略》的读书报告，还对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他曾对笔者说：“向先生踏实严谨的求实学风、深厚的考据功底与贯通中西的治史方法，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事实也确是如此，1992年他发表的《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一文就是一个例证。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评说这篇文章“从地理到历史，从政治到经济，从考核名物到穷心理……详征博引，条分缕析，……中国人固然以考证见长，但像这样通天彻地、考古论今的大文章还实在并不多见。”应该说，罗荣渠所表现出的学养与功力是与向先生一脉相承的。
向先生疾恶如仇，富于正义感，对青年学生爱护备至。当时，蒋介石穷兵黩武，内战规模逐步扩大，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大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罗荣渠参加了学生行动委员会的宣传队上街宣传，在街上遭遇青年军狙击殴打。向先生对当局者镇压学生运动义愤填膺，对罗荣渠等进步学生的行动十分同情和支持。当向先生发现有人撕毁同学们的罢课布告时，立即严正制止，怒斥说：“北大48年的光荣历史被你们丢尽了。”他一再在教授中带头声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曾与汤用彤及清华的朱自清、张奚若等43位教授联名发表呼吁保障人权的宣言，其后又与北大、清华的102位教授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当局者切实制止暴行。这也是向先生受到罗荣渠等进步学生爱戴的原因。
1947年，北平物价较抗战前已上涨了6万倍，学生食不果腹。罗荣渠和不少同学只得把暂时不穿的衣服和书籍拿到旧货市场去卖来贴补伙食；教授们也入不敷出，难以供家养口。这年下学期，向先生为生活所迫，决定离开北大另谋生计。他在史学系同学召开的欢送会上与学生依依惜别，在讲话中表示了对政府倒行逆施的愤懑和对时局的悲观失望；自责他们那一代人回天乏力，没有能力把国家弄好，自己挨饿不要紧，还让儿女和学生们也挨饿。他说：“我们前辈人不问别人的事，都是些自顾打扫门前雪的人。希望你们这一辈人站起来，改变这种态度。”这一席悲天悯人的谈话，给罗荣渠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是，向先生另谋生计之路仍然走不通，不得不在一年后又回到北大。罗荣渠上年开始研究琉球问题曾因向先生离去而无从请教；1948年下学期开学后，终得到向先生的指导，于是着手撰写论文《古代琉球问题之总清算》，于10月上旬顺利完成。向先生借了一批参考资料给他看，其中有一本是先生手抄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全书以蝇头小楷仔细校写，工正整齐，一丝不苟，写错之处都经挖补改正，无一处墨疤。其精细用功，令罗荣渠惊羡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愧后生小子气浮心粗，不足以言治学也。”
罗荣渠自己拟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中西思想的冲突》，经向先生斟酌建议，改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之初度冲突》。向先生还为他开出了—份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书目，有五六页之多；另外还开了一份详细的明末清初刻本宗教书目，儿近百种。令他感动的是，向先生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巴黎图书馆藏书复制本中的13种借给他。这是先生1937年在巴黎花费大量精力亲笔抄成的明清之际天主教会在中国活动的文献，全部依原书格式一丝不苟地复制，字迹工整美观，书面整洁清爽，体现了先生治学的一贯风格。罗荣渠在日记中写到：“如此做学问的的耐心踏实、彻底的精神在教授中已不多见，在学生中更绝无其人。由此知学术之伟大与尊严，感到深受教育与鞭策。”向先生同时借给他的，还有摘录史料的笔记抄本一册和尚未发表的著述《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初稿》手稿一册。向先生对学生传授知识如此慷慨无私、无所保留，令人感慨万端。
罗荣渠的毕业论文还没有完成，北平就在1949年2月初和平解放了。接着而来的是北大学生争先恐后参军和参加工作的浪潮。罗荣渠决定应召到哈尔滨外专去学习俄语，临行前把向先生借给他的珍贵参考书、史料摘抄和著述手稿全部归还。辞行时，罗荣渠说他打算在学习俄语的同时研究中苏关系史，这也是中外交通史的一个方面，希望向先生告以应注意的问题。不料向先生却说，此去最好专心念俄语，不要管那些东西，“中苏关系史认真地谈倒不如不谈的好！”此话罗荣渠当时很不理解，只是感到离别的无限依依。此后他从哈尔滨外专转到北京中苏友协总会工作，业余时间还是试图对中苏关系史进行研究，逐渐才发现有关文献史料大都列入保密范围，无法接触；而且动辄涉及现实政治问题，根本不能作为学术课题进行科学的研究，遂不得不放弃。这时，他才体会到向先生的临别赠言语重心长，决非信口而言。
罗荣渠本有志于追随向先生专攻中西交通史，但一直无此机缘。1956年，他调回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被分配从事世界史方面的教学，与向先生不在同一教研室。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在“文革”结束前的20年间，极“左”思潮在北大为害至巨，罗荣渠根本没有追随向先生治学的空间。向先生先是无辜受陷于“反右”的旋涡，继而又惨死于“文革”。罗荣渠也屡次横遭打击，经历极为坎坷，身心备受摧残。他有幸熬过浩劫，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中于世界史领域内开拓现代化问题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但终因殚精竭智、劳累过度而于1996年遽然长逝。他的学术造诣和成就，虽早已超越中西交通史的范畴，然向先生早年对他的熏陶和他对向先生的崇敬，却是需要追记与缅怀的。
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