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关于彭端淑、刘咸荥的名字
作者：曾任教
彭端淑字乐斋吗?
上世纪60年代再度编印的《中华活页文选》之《为学》中，有注释云：“彭端淑字乐斋，清四川丹棱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历任吏部郎中、顺天乡试同考官……后主讲四川锦江书院。著有《白鹤堂集》。”几十年来中学语文教材《为学》的作者简介都是“彭端淑字乐斋，……”究其来路，盖滥觞于上世纪40年代编辑出版的《文言读本》。然而笔者备课时认真分析，就发现“端淑”与“乐斋”之间，即名与字之间，委实找不出什么“意义上的联系”，一直存疑许久。
好在经常阅读，可以发现一些可资借鉴的材料。比如《清秘述闻》这本“科名故实之书”是汜载清代科举考试的专著，也是研究清代科举制度和有关人物生平事迹的较为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该书第十五卷《同考官类》记录：“乾隆十二年丁卯科，顺天乡试，吏部郎中彭端淑字仪一，四川丹棱人，癸丑进士。”与前面引述文字比较，除多出“字仪一”外，余皆相同。该书编者是蒙古族学者法式善。他治学严谨，博览群书，“凡官撰之书，无不遍校”。该书自序说：“司衡(按，指考官)之特命，试题之钦颁，皆尝与闻其事”，“玉堂故事、前辈风流，与夫姓字居里、迁攉职使，盖得朝稽夕考”，“其不可考者，仍阙之以待补云”。“彭端淑字仪一”出自这样—位学者笔下，谅不致有什么讹错。
再从名与字的内在联系分析，《诗·曹风·鸬鸠》有云：“鸬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郑玄解释：“淑，善。仪，义。善人君子，其执义当如一也。”由此观之，“端淑”以“仪一”为字，名与字正好相应。其源出自《诗经》，也属有典可循。叶至善先生以“于止”为笔名，乃源于《大学》之“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巴金名尧棠，字芾甘，源自《诗·召南·甘棠》之“蔽芾甘棠”，同样是名与字有内在联系的有力佐证。
近读清代“嘉庆五年岁在庚申四月二十一日广汉桔槔居土张邦伸撰”的《锦里新编》(巴蜀书社1984年重印)，该书卷之五《儒林·彭端淑》记载：“彭端淑字仪一，号乐斋，世为丹棱望族……雍正丙子登贤书，癸丑与(弟)仲尹同捷南宫，授吏部主事……丙寅进阶文选司郎中，丁卯分校京闱……”。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当年《文言读本》的编校者不经意地漏排“仪一，号”，造成“彭端淑字乐斋”的错误。建议编辑和修订教材者及时更正，目前讲解此课的教师也理当给予订正。
刘豫波字咸荣吗?
《李劫人选集》第五卷第82页载有《敬怀刘豫波先生》，因作者早已逝世，由编者代加注释云：“刘豫波(1856－1949)字咸荣，前清拔贡，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历任成都各中学教师、成都联中校长，四川高师、华西大学教授，著有《静娱楼诗钞》、《峨嵋游草》等”。
年前，成都人民公园鹤鸣茶社北侧新建碑亭内，有成都市文化局和园林局合立的石碑。正面有九一叟马识途所书“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美术协会故址”，背面刻徐悲鸿绘张采芹先生像，并有署名“刘咸荥”的题跋。但碑座镌刻纪念文字仍作“刘咸荣”。这些都是不应该出现的“硬伤”，理当纠正。其理由如次：
《成都大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590页《人物篇》记载：“刘咸荥(1856－1949)字豫波，别署豫叟，世籍双流，后寓成都，为儒林刘止唐之孙，其父刘桂文为进士……”。这是可靠的书证。
一般人观览成都风景名胜如汉昭烈庙、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公园等处悬挂的那些楹联，都会看到作者署名“双江刘咸荥撰书”。作者对人自称其名是谦逊美德，因为表字是别人称呼的。据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温少峰教授讲，杜甫草堂有副楹联撰述者署名“象予氏”，即刘豫老拆“豫”字所得之笔名也。有本对联专著编者误植为“向予氏”，盖不明就里之故。
笔者多次向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刘錡晋先生请教确证，双江刘氏是按五行排列世系命名的。刘芳皋先生名濖，刘止唐先生名沅，从水；按五行之理，水生木，其子侄辈从木，即名为“桂文、椅文”之诸先生；木生火，其孙辈从火，即名为“咸荥、咸燡、咸炘”之诸先生；火生土，刘东父先生名“恒壁”，兄弟行有“恒堦、恒墣”；土生金，“锋晋”学长诸兄弟“绮晋、铈晋”同辈分的命名均带金旁。(参见《文史杂志》之《漫话五行》)
《李劫人选集》第五卷第85页李劫人先生写道：“对于中学时代的先生，受影响最大，塑性最强，有两位，一位达县刘土志(讳行道)先生教我以正谊，以勇进，以无畏之宏毅。双流刘豫波(讳咸荣)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作者对二位老师的尊敬，不仅表现在用语的选择，而且浸润在字里行间，值得注意的是刃晒处“讳口口”。试为假设，如果“口口”是先生的字，理应直接写作“字口口”，不必用那“讳”字。《简明古汉语字典》该字条第三项解释是：君主或尊长(特指已故者)的名。书证为：《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于是我们获得了“刘咸荥字豫波”，或者“刘豫波名咸荥”之的证。
再溯旷荥”字，《简明古汉语字典》该字条第二项注音是：ying[荥漕]波浪回旋涌起貌。“荥”的这一义项与刘先生表字“豫波”有词义相通的内在联系。误写的“荣”如何与“波”关联，则未之闻也。
旧时四川人把与“荥”字和与它部件相同的“营、荣、莹、荧、萦、萤”都读如“云”，都把“荥经”县说成“yun经”，川戏演出《战荥阳》时，观众念“yun阳”，也少有文士把刘豫波的名字写作“咸荣”的。也许后来的读书人查字典知道，河南的荥阳注音为“xing阳”，便断定“咸yun”与“咸xing”不同，所以编者误书为“咸荣”了。
顺便解释一下：四川美协故址碑阴介绍另一题跋作者原书“女诗人黄雅荃”，应是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黄椎荃”。黄先生所作《杜邻附存》插页照片注明“作者与其父黄沐衡(字筌斋)……”；录其尊人诗作署名“黄筌斋”，避讳以体现尊敬。致其妹诗皆呼为“筱荃、少荃”，故知“稚”与“筱、少”等字词义相近，作“雅”于义无关，乃不察字形区别之误。又黄先生《稚荃三十以前诗》中收录《刘豫波先生八十生日寄诗为寿》。依称人以字的惯例，但书“刘豫波先生”，而不称其名讳“咸荥”，亦足以证明“刘咸荥字豫波”提法的正确性。
微瑕还是当计较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只是白璧微瑕，可以忽略而不计。但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治学与教学都不能不认认真真。
先说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荧屏播放的影视和文化娱乐节目吧。如今有些作家和编导可以编造生动的故事情节，却不能恰如其分地使用道白中的称呼词语。电影《鸿门宴》中张良自称“子房”，评书讲袁世凯自称“我袁慰亭”，官场人物直呼上司姓名，同僚之间也不称其表字，……不懂名与字的内在联系，应该算是历史文化知识缺陷吧?
再说书刊读物。《文言读本》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60年代编辑的《中华活页文选》和历年的初中语文课本注释仍之，一直未加修订文字。《李劫人选集》第五卷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收录的文章是成都籍作家李劼人先生(1891－1962)逝世前近30年时间发表的作品。由于时间跨度很大，编者特为酌加注释，这是做好事；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注释难免出错。只是又过了20年，时至2006年的今天，仍然没有读到校订更正的文字。纪念碑镌刻文字中之“黄雅荃”现已改作“黄稚荃”，应予肯定；但是“刘咸荣”字样依然未改，难免遗憾。因而引起笔者杞忧，生怕后之读者相信那“有书为证”，特别是有语文界和出版界的权威编辑出版的书为证，照画葫芦，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岂不误人子弟了?
作者单位：成都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