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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陶人物俑看汉代四川社会
作者：魏 崴
四川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陶人物俑虽然数量众多，但可以分成几个大的类型：劳作俑、伎乐俑、武士俑。劳作俑又可细分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事家务劳动的。从事农业生产的有：执锄俑、执锸俑、执铡俑等。从事家务劳动的俑又可分为在厨房干粗杂活的和主人的贴身内侍，前者如庖厨俑、执箕俑、提鱼俑、提罐俑、执筛俑等；后者如执镜俑、托盘俑、侍立俑、执便面俑等等。伎乐俑主要有说唱俑、舞俑、抚琴俑、执笙俑、吹箫俑、击鼓俑、伯乐俑等。武士俑则有执刀俑、射箭俑、执盾俑等。
一、四川汉代陶人物俑的演变过程与汉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
纵观四川出土的秦代墓、西汉墓、东汉墓，可以看出，秦代墓主要是以蜀文化的器物为主，同时出土一些带有周秦文化因素的一些器物，如蒜头壶等，没有陶俑出土。到了西汉，主要是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其早期竖穴土坑墓的随葬品仍然沿袭巴蜀文化的风格，如巴蜀式铜矿、铜剑等；也有一些中原式的铁农具，完全不见陶俑。到了西汉中期，早期的巴蜀式文化的铜器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原式的铜鼎、陶釜、陶瓮等，并且开始出现陶质明器，如陶仓、陶灶、陶井等。即使是在一些较大规模、墓主人地位较高的大型土坑木椁墓中，也少见有陶俑出土；偶尔可见一些木俑出土，如成都凤凰山西汉大型木椁墓就出土有一批木俑44件，但也仅为个别案例。到了东汉，情形为之一变，陶俑开始大量涌现。不仅仅是随葬器物有了较大的变化，实际上在整个墓葬形制上，到东汉已有一大巨变：竖穴土坑墓已不再占主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奢华的砖室墓、画像石墓、崖墓，出现了大量精荚的画像石、画像砖。
陶俑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并有一个演变发展过程。东汉早期的陶俑从体形上看较小，制作也较为粗糙。到东汉后期至蜀汉，陶俑的体形不仅变大，而且制作也更为精羌，往往施以彩绘。
东汉时期这种陶俑大量涌现的现象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应该是与该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整个汉家王朝历经西汉早中期封建经济的恢复、发展，到西汉后期已经出现了大地主、大商人：至东汉，豪强地主的势力越发庞大。《华阳国志．蜀志》介绍当时的蜀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同书《公孙述刘二牧志》说四川“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华阳国志》中还列举了当时一些大姓、豪富，如成都县就有大姓柳、杜、张、赵、郭、杨氏；豪富有程郑、郄公、郭子平、杨伯侯兄弟。其他各县均有类似之豪富。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们豪奢之风的盛行，墓葬中的随葬品也越来越丰富奢华，陶俑的制作也越来越商品化。陶俑的体形、造型也从早期的小型、粗糙、模糊渐渐演变为中型、大型、精美、生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汉中、后期墓中出土的执刀、执盾俑这类武士俑，是东汉中后期陶俑的一大特点，也是东汉中后期地主庄园实力雄厚，庄园内部私兵发展的重要证据。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出土的某些劳作俑，如执锸俑等除了手执农具锸外，还佩有环首长刀等武器。这充分表明了劳作俑和武士俑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说明这些私兵就是大地主从依附农民中选出来的。其他的各种陶人物俑同样也是大地主庄园内依附农民的形象，即“奴婢”和“徒附”的生动写照。
二、四川汉代陶人物俑反映出的汉代四川地区的民族
从四川出土汉代陶俑的造型特点．我们可以看出陶俑的长相、发型、服装等是丰富多样的，比如郫县宋家林砖室墓出土的椎结说唱俑．宜宾黄伞出土的椎结击鼓俑，忠县(今属重庆)蜀汉墓出土的广眉高鼻的执锸俑，绵阳朱家梁子东汉崖墓出土的高鼻、大耳、长颈的执笙俑。双流庙山汉墓出土的陶俑五官更特别：突眼、鹰钩鼻、无耳、大胡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汉代的四川人口的构成已相当复杂。首先是来自四川以外地区的人。四川处于东西、南北交通的要道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各地人员、物资的流动、流通的日益频繁，四川与外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相应发展、扩大。早在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时，就看见有蜀布、邛杖，据云是从身毒(印度)传到大夏的。四川成为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区，当与大量外地人士的涌入有关。在四川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砖、石的图案上，我们也可看到外来的如印度、西域等地的舞蹈、杂技以及乐器等(如角力、丸剑、琵琶、笙篌等)。在这些表演者中也许就有来自异邦之人，如四川汉墓中出土的高鼻大耳的陶俑形象。其次，在当时的蜀地，蜀地原住民国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已经逐步汉化了；但是蜀地周边还有许多其他的土著民族。墓葬出土的陶俑也真切地反映了蜀地周边的土著民族与蜀人杂居的情况，如椎结发型的陶俑，反映的应该是当时四川南部地区的邛都夷的形象。由此也可想见蜀地周边土著民族与当时的蜀人融合的情况。
从上述可以看出，自秦汉大一统后，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现在的汉民族也并非单一的民族，而是在几千年中不断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
三、四川汉代陶人物俑所反映出的宗教状况
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较为热门的话题。四川位于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上，货物的流通，人员的往来都要经过巴蜀的平原和山岭。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厚的人文积淀，使得四川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聚汇地，也是吸收和传播外来文化的沃土。以早期佛教的传播来讲，四川的确具备中转地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佛教最迟在东汉时传入我国，学术界对其传播路径一般有三种说法，一是由西域经北边的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北，再流传至中原及北方各地：二是从印度经海上到东南地区；三是由南丝绸之路即由印度一云南一四川一线传向东南各地，这条道路在汉以前就已存在，张骞在大夏看到的蜀布、邛杖就是从四川带到印度再至西域的。四川地区确也出土了大量带有早期佛教痕迹的遗物，比如四川乐山麻浩东汉崖墓墓门上的佛像，四川绵阳何家山东汉崖墓山土的铜摇钱树干上的佛像。四川芦山县还出土了一尊前额似有白毫相的铜人像。此外，在陶人物俑上以忠县涂井蜀汉崖墓为例，其中也出土了不少的前额眉际有类似佛教白毫相的陶俑，主要集中在5号墓中。从发掘报告看，包括舞俑、抚琴俑、击鼓俑、听琴俑、武士俑、执便面俑、执镜俑、提罐俑、执锄俑、执锸俑约计10件上有这种白毫相出现。“白毫相”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即“眉间毫相，白如珂雪”。佛教的符号出现在四川地区最常见的陶塑上，充分显示这种外来的宗教已在当地有所传播。从墓葬规格和随葬品的情况看，墓主人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表明佛教作为外来宗教首先在上层社会中传播的可能较大。
作者单位：四川省博物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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