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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最早的以和为美理念等
作者：童汝劳等
孙坚、孙策、孙权是吴郡富春(浙江富阳)人，周瑜是庐江舒(安徽庐江西南)人，吴的国都是建业(江苏南京)。因此，吴国的将士对于当地的气候应了如指掌。他们精确预测、周密准备、智勇实施(包括诈降)，采用风助火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曹操是沛国谯(安徽亳县，属华北气候区)人，20岁去了洛阳、顿丘，长期在北方征战，不熟悉水军渡江作战的方略。赤壁的气候对于曹操应属茫然，是个谜；这个谜让他走向失败。曹军有20万之众，即使“疾疫”使之减员一半，还有10万，对5万敌军仍有压倒优势。曹军坚守江北休整，严防火攻，周瑜是无法取胜的。如果曹操知道西风、西北风和北风的频率有31％的特点，利用西风、西北风或北风火攻孙刘联军，将获大胜，三国的历史可能改写。周瑜先用风助火攻应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说风助火攻是“小问题”，值得商榷。
《孙子兵法·地形》说：“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水而迎客；视生高处，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主要是说，要渡江作战，应远离水流驻扎；敌军渡水而来，要在渡过一半时就发动攻击；不要靠近水边抗击敌军；军队要驻扎高处，使视野开阔。曹操的军队是沿江驻扎，水军的船只又连成一片靠岸停泊，违背了孙子兵法的上述法则，埋下了失败的祸根。《孙子兵法·火攻》说：“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日火积；三日火辎……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是说火攻要烧人，烧物资、烧车辆(及船)……火攻要在上风发动攻击，白天风吹久了，夜晚可能停止(不能等风停了才火攻)。曹操没能利用火攻取胜，反倒被周瑜火攻落败。《三国志·周瑜传》说：“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盖(黄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由此看来，曹操失败的原因应是很清楚的。尽管如此，要是没有风助，周瑜也不一定能胜。唐代诗人杜牧《赤壁》：“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是说如果赤壁战役中没有东风(包括偏东的东北风、东南风)，周瑜便要失败，二乔(孙策妻、周瑜妻)便会被俘，关押在曹操建造的铜雀台上。此说应有一定的道理。
注释：
[1]天行健：《正品三国》，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137页。
[2]卢盛江：《正说三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62页。
[3]易中天《品三国》(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29页。
[4]罗汉民等：《气候学》，气象出版社1986年版，247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科协(成都)
谈谈最早的以和为美理念
童汝劳
《国语·郑语》记载，在公元前774年(即周幽王八年)“桓公为司徒”时，周太史史伯在回答郑桓公问“周其弊乎”(周朝将要衰败吗)的谈话中，曾有如下精辟的见解：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剖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这里史伯很明显是在讲周朝何以将要衰败的原因。其中心意思是“务和同”，即务必要取和而去同之义。但在他的谈话中却涉及到美和美感，提出了以“和”为美这一重大的美学命题。因为在史伯看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世界的普遍原则。而所谓的“和”，是指不同的事物的协调统一，即所谓的“以他平他”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多样相异的事物综合统一起来，才能“生物”(产生新的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东西加到一起，即“以同裨同”的话。那么，任何新的事物都无从产生，也就“尽乃弃矣”。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史伯从物质生产、经济、政治、道德等等方面举出了很多的例子(从“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一直到“计亿事，材兆物。行赅极”等)来，论说“务和同”(即务必取和而去同)的道理。他还根据五行学说的原理，提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的看法，说明任何单一的声、色的加减，永远不能产生美和美感；所以只有“和六律以聪耳”。把高低、快慢、长短、清浊不同的各种声音统一协调起来，才能产生动听的音乐，才能使耳听了感到愉悦。这就明确地谈到了美(艺术)的存在和发展的一条重要的规律——美只能存在于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之中。而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叫着“和”。(也就是后世的《易传》所言“物相杂，故日文”的意思。)所以说史伯在公元前8世纪就提出“和实生物”、“声一无听”的这一以“和”为美的思想(或者叫审美理念)在历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其意义和影响都极其深远。
例如公元前522年(即周景王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时，卿士单穆公提出对于钟声、人耳要“察和”、“知和”、“听和”的观点；乐官伶州鸠则对周景王说：“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乐和则谐，政和则平也”(《国语·周语下》)。昭公二十一年晏婴在答齐侯问“和与同异乎”时，也提出：“和如羹焉”；此外，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周乐，《论语·八佾》篇中孔子对《关雎》的评论，无不体现出中和之美的思想。
所有这些，虽然各自的详略有别，侧重不同，然而却无不受到史伯以“和”为美思想的影响，都深深地打上了史伯之“和”的烙印。由此可见，由史伯最早提出的“和”之为美这一审美理念，在春秋时代，事实上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高度的赞许。
当然，大家知道史伯时期他所说的“和”与单穆公、晏婴等人所言之“和”，也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前者言“和”说的是“和”与“同”的对立，突出统一，反对单一；而后者言“和”虽然也谈到统一，但强调的却是“和”与“不和”的对立。再者，前者谈“和”时，只笼统地讲要把杂多导致统一(即所谓不同的事物“相杂”)而未涉及到对立事物转化的“度”与“中”；而后者谈“和”时，则把对立因素纳入了统一的范畴，并且突出了对立事物的转化要“持中而不过度”，“中”成了“和”的主要内核。
所以有人讲，从史伯言“和”到晏婴言“和”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美学对于“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杂多的统一到对立因素统一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只是个很短的片断。倘若从我国审美意识发展的长河来看的话，以“和”为美的思想作为典型的中国“古典美”的理想，则不仅支配了春秋时期的审美理念和艺术的发展，而且还对后世漫长的岁月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这才是史伯在历史上最早提出“和实生物”、“声一无听”的价值之所在。
至于在西方，许多美学家也都谈到过与史伯相类似的观点和见解。不过，无论是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14页)，还是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前540－前480年)所说的：“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15页)等等。他们在谈“和”之为美的论述时，却不仅都偏重于形式美的因素，很少接触到(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而且在时间上比史伯还晚了两个世纪。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元前774年周太史史伯提出的具有哲学美学高度。内涵极为丰富的“和实生物”、“声一无听”的以“和”为美的思想。在我国乃至世界美学史上都是最早的、影响最大的审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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