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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佛窟的特异石刻等
作者:郭祝崧等
三、印度圆冢与中国层塔
宝顶山巨大的《华严三圣》造像,主尊毗卢舍那佛(金光明佛、大日如来佛)两侧,左胁侍文殊菩萨双手同捧印度圆冢,右胁侍普贤左手托、右手扶中国层塔(图一),冢与塔当属“礼器”。宝顶山窟刻起始部分的九位护法神将中,毗沙门天(北天王)左手持剑,右手托塔,其他八神将则两手均持武器。联系到宜宾市(古代戎州、叙府)东郊、扬子江北岸的“碧水丹山”窟刻中,北天王作怒目抛塔向江状,层塔又属武器。《元史·舆服志》也记有:皇帝出行,护驾仪仗队中,有八人右手执戟,左手托塔;队中还有四大天王旗,旗上图像也是战将托塔。从元杂剧到现今的小说、戏剧中,也有托塔天王李靖用塔作武器,法海和尚以佛钵化为层塔镇压白素贞的情节。
“塔”字,初见于葛洪所著《字苑》,系天竺地区葬器传入中国时,按其音读近于“答”字所创制。据《一切经音义》、《释氏要览·送终立塔》等书记述,足知塔有多个梵名,如塔婆意译为高显,苏偷婆为宝塔,率堵波为坟,抖擞婆为诂护,浮图为聚像等等,原本都是人体火葬盛器。这类盛器很小,按教规放置在小室壁孔内。壁孔名称支提,意译为方丈、塔屋、塔庙等等。玄奘所译的《法住记》中有详解。另据印度古籍记述,作为骨灰盛器的“圆冢”,系从西亚传入南亚,形制与用途均无改变。可是,圆冢于汉末晋初传入中国后,其用途就产生变异:形体更大的称为“华表”,用以盛装佛像、佛言、佛经等,多为金、玉制作。
四、几件耐人寻味的石刻
大足北山《观无量寿经变像》即(《西方净土变》造像),算得上最为中国化了。主尊西方三圣头顶上,天宫的殿堂、房舍、回廊等,均为中国式建筑;而处于两云朵中的乐器,则是笙、箫、筝、笛、琵琶、箜篌、编钟、拍板等等。
宝顶山《地狱变像》中,所刻十大阎王、十座阿鼻地狱名号,也同于中国巫教、道教所定,只是地狱仅为十层,不是十八层。地狱刑具,全同于中国官府所用。
北山独有一窟“光目天女”(图二),不另见于我国别地佛、道两教神祗中,据说她原本只是天竺梵教独有的尊神。她具三头,张口微笑;戴花冠,穿华服,多条彩带缠身飘忽。她有八手,其中左第三只手举于胸前,右第三只手横置腹部;左第一手托风火轮,第二手握弓,第四手提盾;右第一手举剑,第二手持箭,第四手掌戟。头顶后方为中国式层塔,每层塔孔中坐有一人,各自身旁均有长长的花枝伸出塔孔外。女神所乘战车左右,各有一象挽辕,她身前车级上伏一小虎。窟壁两边,各分上下站立四男战将,面容凶狠,龇牙咧嘴,额凸、眼深、鼻高、颧隆,丝毫不同于中国人。
就八战将的形体佐证,光目天女或许是婆罗门教尊神雪山神女——吉祥天女。另据藏传佛教神祗造像形体对照,光目天女也近似“性力派”主神欲天——迦利女神(时母)、难近母、骑狮神女等等。不过,诸像所持全为中国武器,并无欲天、雪山神女等所持的天竺传统武器。
大足窟刻中最耐人寻味的,应是北山的《赵懿简公神道碑》。碑体极为巨大,碑首三行文字题刻也长,分别为碑主姓名及主要行实,有碑文撰著者范祖禹的姓名和官职,还有碑文书写者蔡京姓名和官职以及建立碑刻的年月。碑文分列39行,共4493字。碑窟左、后、右三壁,还刻有范书《古文孝经》的后一部分。该经的前一部分,则刻于此前一空窟内。由两者相推测,或可认定“赵碑”当刻于《古文孝经》碑之前。“赵碑”之存于此,颇为蹊跷。因为赵瞻为凤翔整厔人,墓葬在原籍,而且赵瞻、范祖禹、蔡京,都没有到过大足;蔡京更迫害过赵、范,并列两人于《元祐党人碑》上。虽然竖立于整厘赵墓的原碑刻确实是蔡京篆额;但是,与三家均无关系的人众,为何于原碑存在百年后,重刻立于大足,实在令人费解。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成都)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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