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６０年前的民生公司职员日记（上）
作者：冉云飞
3月21日马寅初演讲。马寅初不愧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很有号召力。他到民生公司去演讲，“虽然昨天没有悬牌招众，今晨早(川语晨早，就是早晨之意——冉注)的人，已经够多了，每一个角落里，都站得满满的”。马寅初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界的前途”。他讲道：“中国的工业，在战后，一定要与全世界的工业联合起来。中国所产的东西，无论如何要准出口到外国，外国所产的东西，要销在(与)我国。要这样，世界的安全，才稳定。”这似乎已经涉及到贸易的全球化问题了。
5月16日郭沫若演讲。郭沫若的演讲，何现伦说来听讲的人是最多的，“平时任随在(再)有名的人讲演，都好像没有这么多的人，因为郭先生所著的书些，读过的人很多，他能够抓得着青年的心，因此人些都崇拜他，所以今天他来讲，听的人特别的多。”接着何现伦介绍了郭的经历以及他读过郭氏所著《我的童年》。郭氏在民生公司的演讲题目是“文艺的两条线”。“第一条线，是崇高的，奉上的；第二条线，是从下属的，所谓从低层做起。他举了很多的例子，范围太广。……还有他告诉我们这点，应该注意的，就是诗与歌的分别，比如歌的分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因为他(它)其中的兮字在中间，所以为歌；兮字在尾，就是诗，如像‘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类的，就叫诗。”其实真正的文艺不会是像底层和上层这两条线一样泾渭分明的东西，伟大的作品都表达着人类共同拥有的爱恨情仇以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同经验。或许左翼作家喜欢把世界当作泾渭分明、非黑即白的东西来看吧。
5月23日孙恩三演讲。孙恩三系民生公司的顾问，曾系卢作孚赴美国和加拿大参加国际通商会议的秘书。“孙系美国留学生，故他对美国的风土人情很熟习(悉)。今天他的演讲，很是不错，其中的措词，很得各同事的欢心鼓掌”。由孙的演讲中得知，“卢此次在美国很受美国人欢迎，处处给他很多便利。他说：中国人在美国的，人数也算不少，各样的人都有。所谓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人，都聚齐了，可是都不如卢在国外受人欢迎。他又说，他们那些人些，在国外总是去找外国人，而卢此次在外国，总是外国人来找他。由此可见，他在国外之受人爱慕”。这与《民生公司简讯》第798期(1945年5月28日)刊载的孙的演讲，如出一辙。最后何现伦说：“他一个钟头的时间里作一简单之报告，很(可)听出美国的各种机械化，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民主，真是宛如亲见似的。”
7月25日卢作孚演讲。“卢作孚今天在总公司的周会上讲演他在美国的经过。在八时半，他同郑主任秘书一道而来，身着雪白哔叽西服，内衣也是白府绸，鼻烟色的领带，头也梳得光光的，大约都擦有发油。如其没有发油的话，它哪里会亮而发光呢!手上还带(戴)有手表，大约都是美国的东西。他未到美国前，在国内时，随时都身着粗布麻制服装，很朴素的样儿，头也未能梳，很实行新生活似的。可是他此次出国去过一趟，也合国外的潮流，回国来，随时与那些外国人一道东玩西玩的。这就是一个人，随周围的环境而变换。不管他随时说些人要怎样朴素的调子。
他说，他离开公司九个多月，离国有七个多月，回国来已有两个多月了，每天都有很多公司的事分不开。虽然没有空时(闲)随时到公司办公，亦没有把公司的事情丢开，随时都在处理公事。
谈及美国那些国家，是如何的办得好，全国看到的青年，总是戎装，不然即是不合格的。要不就是女青年，很少看到一位男青年在街面上狂(逛)游。可见他们那些国家在战时，是如何鼓励青年服役。同时他们的生产能力，相当的强，可以说全世界都有他们生产的物资。”
何现伦的记述很有意思。是不是美国的青年总是一身戎装，或者没有一个在街上游逛，恐怕不能这么绝对。或许卢先生也没有这样讲，但这些对何现伦的新鲜感比较大，很有利于选择记忆。再者，卢先生着西装、打领带，还是在美国由晏阳初先生很费了力气，才教卢学会的。因为这是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穿着之需要，并不能说明卢先生一方面“蜕化变质”，而唱要大家要朴素的高调。
10月31目王道之演讲。王道之先生曾去美国、加拿大考察这两国的航运管理以及航政的情况，这是他第二次到民生公司演讲。他这次的演讲题目是“外国之航业”。据何现伦介绍，王道之从1937年至1944年任交通部航管局局长之职。所讲内容均是说美国的航运业，如何在战前居于英国、日本、德国之后，在战争开始后即跃居第一的情形，美国的造船业也是世界首位。我想民生公司请王先生来作演讲，一是有隶属关系，二是他是真懂航空及船运的人，所以对于民生公司的人来说，也相当于“业务报告”。
11月7日黄炎培演讲。黄先生是民生公司的董事，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及社会贤达，请其来演讲“战争以后怎样做新国民”，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黄先生“从大世界里讲起出来，随后讲新国民的本身，要合群众收题”，“黄先生分析的清楚，不过限了篇幅，无法详细记下来”。无法详细记下来，何现伦干脆剑走偏锋，来八卦一回，即他所说的“现在我来记点他的趣味”。黄先生虽然彼时六十多岁，于三年前还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太太。“接(结)婚后不到一年，就生一位孩子。他还在报纸上发表，告青年人要努力，仿效他”，“他同他的太太在恋爱最热的时候，每天两封情书，天天如是，决不间断，可见他人老心不老”。虽只是黄先生的一点趣事，还是可见出彼时他在社会上的影响。
三、郑璧成与能海法师讲经
我研究近现代四川文化的渊源、流变与崛起，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以郡望而形成的文化影响而论，双流是成都文化的中心。因为近现代文化中双流的刘家(刘沅、刘咸炘、刘咸荥、刘东父等)、乔家(乔茂楠、乔大壮等)、郑家等，都是真正的文化大家、书香门第。郑家是藏书世家，我估计郑璧成先生也属于这一脉，他也曾在与书报极有瓜葛之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工作过。郑璧成(1889-1958)，四川双流人，曾任民生公司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董事，业余爱好极多，喜收藏、爱照相、理园艺。他因一次较大的海难而信仰佛教，与佛教界多有往还，为能海法师的在家弟子，倾家礼佛，晚年于北京入空门。郑璧成与能海法师交往匪浅。郑璧成先生的儿子、作家郑义先生1947年出生于重庆，便是能海法师赐名郑光召。而在1958年的风浪中，郑璧成去世时，能海法师从五台山赶至北京，亲理后事。
能海法师，俗名龚缉熙，四川绵竹人，大德高僧，在佛教界素负盛名。1947年郑璧成捐一别墅给能海法师，于重庆作金刚道场，可见是年能海法师的活动中心主要在重庆。参以何现伦日记中的记载，可证此说不虚。
何现伦日记中第一次出现能海法师讲经之事，是1947年2月7日在沧白纪念堂。为了听能海法师讲经，何现伦与他朋友李平安4点过就起床，5时到河边。“还有比我早的，已经在河边等了一阵，其中有女的两位，一位是郑璧成的第三夫人，另一位不认识”。“郑太太一面在讲经说法，津津有味，她的年龄不到三十岁。郑璧成，已经五十余岁，相差悬殊，她也不知道怎样将那老头儿看上了”。能海法师讲经说法果然盛况空前，“上了朝天门的江岸，东方才漫漫(慢慢)的发白，走到沧白纪念堂，已经来了很多人，更比我们早，女的尤多，尤以中老年妇女占最多数”，“还有一位老头子，来得最远。平安对我讲，他来(自)成都，因为他听说重庆在讲经，在成都赶车下来，由此可见他们之诚心!”
能海法师之讲经，因为请其讲经的地方很多，当然是很频密的。但何现伦他们并不是每场都去听，一来他们没有时间，二来正如何现伦自己所说，他去听讲经只是“为要得一点经验而已”(1947年2月7日)。2月21日能海法师应民生公司之请至民生机器厂讲经，这里面的促成之功可能与郑璧成有关。当何现伦与他朋友李平安于24日去机器厂听讲时，“已经讲了四天了，大约在(再)讲四天之后，就要(在)大城这面再讲，约在(再)讲半月之后，就在嘉陵新村去讲”。何现伦说嘉陵新村可不是一般听众可以去的，得是对佛学有研究的人才能去听，估计是郑璧成先生捐献的别墅里所开之讲座吧。此次能海法师所讲的是“人生之苦”，何现伦觉得他把苦讲得很透彻，只是能海法师面容较此前憔悴了些、消瘦些。“到底人已年高，尤其在城里面讲的时候，在早晨三时就起床，是受一些风霜。同时，说道讲经，是颇费神气的，所以在健康上是有点比不上平常的”。这说明讲经之频密，对能海法师的肉身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看来能海法师是在重庆轮流讲经，3月16日他又在沧白堂讲经。虽然下着很大的雨，但“到达沧白堂，外面停满了小包车、人力车，内里仍然是塞满的听讲的善男信女，很诚心诚意的两目注视法师，我在那儿听了一点多钟”。至于是什么内容，可能何现伦也不甚了了，故而没有记录。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成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