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不弃率真是大家

作者:陈沫吾



  综观侯开嘉的书法作品,他的“胆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作中十分强调“心画”表达。清·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说:“笔性墨情,皆以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心画”的表达不外乎“达其性情”和“形其哀乐”两个方面,前者作为表达书家的气质、性格与情操,是相对稳定的;后者作为表现特定状况下书法家的感受与情绪,又是因人变化的。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交错,彼此渗融。作为性情表达,侯开嘉先生从书体的选择上很少写小篆。因为小篆平衡对称的结体和严格不逾矩的线条要求,很大程度上使他在抒发性情方面受到抑制。开嘉先生的篆书创作晚于他的其它书体。入选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书展的作品是他的第一幅问世篆书作品;后入选第五届全国书展的篆书作品,更是一鸣惊人,其艺术风格引起社会关注。在当今书坛上,可谓北住“二王”(王镛、王友谊)、南居一“侯”(侯开嘉)。在篆体书法学习上,侯开嘉选择大篆的奔放朴拙、印文的借用错位等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书从印出,上自甲骨文、钟鼎铭文、权量诏版、石鼓文,下至邓石如、吴昌硕、齐白石,残碑片纸,他无所不涉。当然,这也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选择大篆的形式进行创作,与他本身具备的豪爽、耿直、刚烈的性格十分吻合。只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他的“书人合一”的境界。在创作中,开嘉先生往往饱蘸浓墨,落笔肯定,任墨渗张,顺势而就,直至墨尽。他所创作出的作品呈现出墨色枯润相交,虚实相生,气贯神行,变化极大;其篆书在总体风格上,与其行、草、隶一脉相承。而在表达“哀乐”方面,侯开嘉先生认为,书法作品表现书法家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只有通过线条、结体和墨色的变化才能实现。因而,他往往玩文句之情思,感胸中之兴会,即兴铺毫,书以寄情。他在总体风格大体一致的前提下,又能写出不同趣味的作品,表现出很强的笔墨运用和线条造型的能力。二是在用笔上,开嘉先生认为,只要能达到最佳效果,书体之间的用笔是不应当有界限的。机械和教条地理解一些方法不仅容易使自己陷入僵化,也不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因此,他在作篆的过程中,往往各种笔法兼而用之。他使用最多的是邓石如“运指绞毫,裹锋而书”的运笔方法。但与邓石如从起到收,均衡用力,行笔较慢,圆起圆收所不同的是,侯开嘉先生往往落笔较重,行笔疾速刚健,收笔沉着果断,因而形成圆起方收的线条形态,使由浓至枯和由于绞毫带来的中实边虚以及行笔速度带来的前实后虚的墨色效果,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线条的厚度和力度。不过他并不拘泥于此法,而是各法兼用,因势出锋,既裹锋而起,也有顺锋平拖,有逆锋而入,中锋而行,甚至也有侧锋起笔。这不仅大大地突破了前人中锋用笔的限制,也将行隶书的笔意带入篆书,使创作的篆书作品更可玩味。三是结构上他十分强调疏密聚散,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容透风。在这一点上,也许受邓石如、吴昌硕、齐白石等的影响较大,但侯开嘉又能异于他们。邓石如、齐白石的疏密变化,在于上密下疏,重心上移,体势修长,总有一种大块头细长腿、不稳定的感觉;吴昌硕则是通过欹侧来实现的,抑左扬右,但线条变化小,因而又失之虚灵。侯开嘉先生在创作中的疏密对比,是通过线条的粗与细、墨色的浓与淡、虚与实以及治印的并笔粘连等强烈对比的手法来实现的。同时,他大胆增大文字部首之间的开合度,重心居中,因而创作出一幅幅书法作品,凸现出险而不危、古而有新的艺术效果。
  侯开嘉先生不仅是中国书坛上善于创作实践、敢于创作实践的大家,也是影响中国书坛发展的书学理论家之一。他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先生对书法理论的研究,肇始于1979年为应考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研究生。为此,他撰写了一篇《寄情·寓物·意境——书法艺术美三题》一文。其书法理论家地位的确立则应归于1993年他结集出版的《侯开嘉书法文集》一书。纵观开嘉先生的书法理论研究,他敢于挑战权威和陈腐的学术观点;善于将中国书法史与历代书家个案研究相结合,并驾齐驱;敏于对新材料、新观点的捕捉;勇于旁征博引、求真务实、以理服人。他撰写的学术论文,从不故弄玄虚、高深莫测,而是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天道酬勤花常开,惟有开拓自由来。开嘉先生是我认识的当代书法家中少有的获得创作与研究自由的人,也是一位坦荡为人、敢于负责,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创作实践的发展全面、成就卓著、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家。
  
  三、心存淡泊惟学问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不尽相同,或是成功,或是失败,都是人生中不可割舍的一个个片断;没有这些成与败的人生片断,就构不成一个完整的人生。面对纷繁竞争的书法世界,侯开嘉先生不持习惯心理,而立反省主张,以碑立骨架,以帖连经络,以文充盈,独辟蹊径,不管是篆隶书,还是楷行草,都取法雄强朴茂之类的范本。他坚持今体书法艺术研习始终要贯穿“篆隶笔意”。明代中期后的书法家,如祝允明、王宠、张瑞图、黄道周、陈洪绶、倪元璐以及明末清初的王觉斯、程邃、傅山、朱耷、石涛等,形成了一大批重篆隶笔意,与时代书风相逆的今体书法大家。他们是抗衡“帖学”之媚俗横流,推崇“篆隶笔意”,强化古朴内质,张扬个性的时代天骄与书法巨匠。侯开嘉先生深谙“篆隶笔意”在书法艺术中的重要性,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创作,从侯氏书风形成到审美观念取向,抛弃形式的视角束缚,坚持古、籀、真、行、草、隶在意境与用笔上的通化,故其书法立意高古,不会因时而贬。古人作书为娱己,今人作书多娱人,开嘉作书在自乐。在不同的人生时段,开嘉先生以不同的信条选择来自律。开嘉先生初始学习书法的十年中,竭力按照孙过庭“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这句话去要求自己,后遵循吴昌硕“贵能深造求其通”这句话去搞创作。现在,开嘉先生十分崇尚郑板桥“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和李邕“似我者俗,学我者死”这些名言警句。他没有因为自己曾是码头上的搬运工而不向往书法艺术殿堂,也没有因为自己经济窘困而放弃从爱情中寻找通往书法艺术殿堂的力量,更没有因为自己“不够资格”考读书法研究生而动摇自己对书法艺术的信念。作字先做人,人奇书自殊。他深信,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成与败都只是暂时的;如果将暂时看作一贯,将瞬间看作永恒,必将是一个人的最大错误。成与败不是永恒,它只是人的生命中的必然,人生就是成与败的交替在作支撑。贫穷是植育幸福的土壤,失败是通往成功的基石,豁达的心境是人生幸福的天堂。开嘉先生历练着他自己的心境,坚持努力、努力再努力,实践、实践再实践。他成功了,作品入展了,论文公开发表了,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资格取得了,集体企业转全民单位、工人身份转干部待遇、业余爱好转专业书家。侯开嘉,一个响亮的名字!他终于一切都挺过来了,但他还是那么简约地生活,心静神凝、凡事包容,成而不炫、志存高远将是他永远为人的信条。
  人总是生来时两手空空,死去时赤手空拳,带不走在生时的任何财富与名声。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后,人就会看淡许多东西。只要你能以一颗淡泊之心来对待利害得失,无论世态如何变迁,每个人都不会遭受心灵的伤害。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书法艺术这块清静之地,也被滚滚红尘的商海浸漫,急功近利、见利忘义、招摇过市、投机钻营、勾心斗角等风气急剧袭来。同时,在学术研究方面,书法学习也面临着一个多元善变、“西风”猛烈的时代。对此,侯开嘉先生不屑一顾,一头扎进书坛之中,把自己当“泡菜”一样泡起。一篇篇如《时代气息,年龄规律及评书标准》、《论清代碑学》、《“用笔千古不易”吗》、《“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新释》、《俗书与官书的双线发展规律》、《题壁书法兴废史述》、《篆书的发展和创作思索》等学术论文先后发表,一时震撼了书界。故有陈振濂先生称其著述与创作两个方面是“于川军中拔戟独成一帜。”对开嘉先生来讲,虽然他贫穷过,但他能打破旧时文人的安贫乐道思想,奋发图强,敢于图新;其成就引起社会关注,并得到了美好的回报,终于从一个小工人转为一名专业书法工作者。他一心钻研学问,挑战古人与权威,终于从一个只拥有高中文凭的书法工作者走上大学讲坛,成为一名为国家培育书法硕士生的导师。
  侯开嘉先生并未浸淫于自己个人的成功而满足。早从1983年他担任宜宾书画院常务副院长起,就致力于培养书法后学和发现奖掖书法人才,在担任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期间,他就爬山涉水,奔赴于川内各地讲学,对蜀中书法发展滞后地区,不遗余力地做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同时,开嘉先生对家乡宜宾书法人才的培养,也呕心沥血。通过他的努力,宜宾地区也涌现出一大批全国会员和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可谓成果辉煌,人才济济。更值得一提的是,开嘉先生对书论的研究,在书法界的创作实践中实现了很好的成果转化,从而起到显著而深远的教化作用。
  开嘉先生一生恪守三件事:写字、作文、教书。他自走上大学讲坛成为一名园丁后,为国家培育书法专业本科生不计其数,硕士研究生已达五届。在他精心的辅导下,研究生们的书学论文与书法作品,在《中国书法》、《书法研究》、《书法》、《书法报》、《书法赏评》、《书法丛刊》等有影响的全国性报刊上得到充分展示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有的研究生学员的作品还获得全国书界最高荣誉奖——兰亭奖。开嘉先生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书法艺术高级人才的同时,从未放松对书法艺术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他先后被邀请走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全国高等学府的讲坛讲授书法艺术,所撰写的《汉字文化的千古之谜》、《论竹简与纸的发明对书法艺术的重大意义》等学术论文,被《北大讲座》、《中国书法年鉴》收录,其中《论竹简与纸的发明对书法艺术的重大意义》还被评为全国10篇优秀书学论文之一。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术新著《中国书法史新论》,更引起书学界的强烈反响。
  砚田无垠勤耕耘,翰海有波好扬帆。欣赏开嘉先生的书法作品,让人有一种人书合一、博大精深、妙善自然的感觉;观其精品,如临深山大川,气贯长虹,苍茫之气直袭人面,振人肺腑,长人志气。倘若我们能理解开嘉先生在书学理论研究方面具有的矛盾统一性与叛逆革命性的人格魅力,那我们就不难读懂和欣赏开嘉先生创作的书法作品。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开嘉先生对“奇”的热情和“古”的研究,不亚于他对“新”的专注与“变”的执着。如若说开嘉先生在他不惑之年的前后是“务追险绝”,那么,在耳顺之年的前后他又开始力求于“书贵平正”了。而今,侯开嘉先生已过耳顺之年,但他仍不辞辛劳地为培育书法艺术高级人才,活跃在高等学府的讲坛上。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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