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与知识分子的出路

作者：王莹莹

　　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的退出，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科举制虽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有关，但其本质是一种官吏选拔制度。从教育的角度审视，科举制度确实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然而从以考试的形式来选拔国家文职官员的角度审视，“学而优则仕”则自当有其合理性。如果说有文化的读书人做官不好，那么不读书的人做官就好吗？结合科举制度废除后民初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武力和私人关系进入各级统治机构导致的政治更加腐败的情况来看，回答当是否定的。通过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科举制在历史上其实曾发挥过无形的整合功能。它将文化、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联系起来，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而这种功能的维系与作用则具体体现在士人身上。
　　科举制度废除后，士人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切断了，他们成了自由浮动的资源。“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同一体了。士绅也不再因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在一起了。而正是这种感情在过去千百年来保证了文人阶层的团结和帝制的稳定”。近代社会也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读书人已不再发挥沟通上下的作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观，无法形成有效的联系，清末民初的社会遂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混乱状态。
　　值得欣慰的是，科举制废除后，由于新学和西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业如翻译、大学教师、记者等。自由的职业和社会分工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舞台和独立的条件。他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不需要依附统治阶级，开始自觉地、主动地参与社会。他们虽然被逐出了政治中心，但未变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历史使命感。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以自己的职业或专业，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从而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热潮，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经过短暂徘徊、居于社会边缘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从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辛亥志士，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精英以及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崛起的群英，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或社会的革命，如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大革命等。科举制废除后文人的地位和作用曾一度受到空前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面对接踵而至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巨变，积极思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以“铁肩担道义”的情怀努力走上历史的中心舞台，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中国，为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大转型（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积蓄了强大的助推力量。
　　
　　注释：
　　[1]本文考察的文人或知识阶层，特指体制内的文人或知识分子。
　　[2]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第3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版。
　　[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46页。转引自宋德金、周积明：《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宋德金、周积明：《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第170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版。
　　[6]转见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参见章开沅等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72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院（长沙）2005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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