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关于唐韦皋《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
作者：赖正和
三、关于韦皋摩崖碑的“失踪”
在宋人文字中，有关于韦皋摩崖碑的记载，表明摩崖碑确实存在。如，王象之《舆地纪胜》：“韦南康大像碑在凌云寺大像之左。”祝穆《方舆胜览》：“皋有《大像记》。”赵明诚《金石录》卷九中1660碑目载：“《凌云寺石像记》。”张邦基《墨庄漫录》：“《嘉州凌云寺大像记》，韦皋文，张绰书，其碑甚丰，字画雄伟，顷于潘义荣处见之。”
按王象之说碑在大像之左，不准确。而张邦基的记载则不仅说明碑文的撰者和书者，而且对碑和字作了评价。张邦基当是颇有造诣的书法爱好者和研究者，他本人却没有获得该碑拓片，而仅在潘处见之，可见其拓片之珍稀可贵。某先生说该拓片“两宋以降广泛流传”(《乐山大佛史迹考辨》95页)，怕是有些臆断。这也旁证了两百年后的魏瀚不可能据拓片重镌碑。
南宋以后，即不见明确记载韦皋摩崖碑存在的文字，而整个元代几近一百年则无有关大像和韦皋碑的文字资料留存下来。
至清代，王士祯于康熙十一年(1672)十月初二游览凌云寺时，特地寻觅韦皋原碑，但“寻之不可得”(《蜀道驿程记》)。此后嘉州各《志》均记道：“此碑渔洋寻之不可得，盖毁已久矣。”只有张洲在《游凌云寺记》中记道：进山门“东折见韦南康大像碑”。但他所看到的并非韦皋摩崖碑。据所记碑之位置，当为魏瀚重镌之碑。
韦皋摩崖碑怎么会“失踪”呢?还是从古人的记述说起吧。
明人尹东郊《重新凌云寺记》在述说凌云寺之辉煌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环境之后，又指出它被“元兵毁”。范醇敬《凌云寺志略》亦说“元时寺废，国初重建。”此二人的记载当是可信的。
清乾隆龙泓寺僧性海《龙泓寺移修碑记》说：龙泓寺“开创自宋，洪武中重建”。这表明宋开创之龙泓寺亦在元代毁圮。此亦可作凌云寺“元时寺废”之旁证。
据元史记载，宋元之际发生在嘉州的战事历时约三十年之久，且大多以三龟九顶山一带为主战场。在这么长时间的惨烈的战火中，凌云寺、龙泓寺的僧人不逃光才怪。两寺建筑包括用以保护大像的大像阁被元军视为“敌之工事”而加以摧毁，是完全可能的。
元末卜兰奚《嘉定路便民情事迹记》记载：元至正七年(1347)“夏四月，不雨，四民惊惕”，嘉定府路同知塔海听说“龙湫特灵异，乃斋沐精专，走一舍许，其蹊径狭隘，林薄蔽天。屏驺从，披荆棘，攀竹树以上。既祷瓶水而回，置龙君行祠。越翌日，大雨沾足，穑乃有秋。”
塔海“祷瓶水”的龙湫(即龙潭)是否在凌云山上呢?查距嘉定府路衙门一舍(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许的范围内，除凌云山“上有悬瀑下有深潭”外，难以找到类似的环境。再者，所有现存之嘉州文史资料亦未说除凌云山之外还有何处有龙湫。因此，基本可以肯定塔海“祷瓶水”之龙湫是在凌云山上。
这样，卜兰奚的记述就告诉我们两条信息：1、其时登凌云山太难，无路可走：2、直至元末，凌云山仍然荒芜不堪，寺庙并没恢复，也许连一个僧人也没有。
元兵毁寺，使凌云寺元气丧尽；明初虽重建，但一直无法恢复唐宋时之盛貌。
明初知嘉定府的李习有诗曰：“僧房寂寂无人迹，满地落花春又过。”(《凌云漫兴》)这表明进入明代，凌云寺依然“无人迹”，呈现一派凄凉景象。
安磐诗曰：“绀殿千层零落尽，寺前唯有放生碑。”(《凌云寺》)任伦诗曰：“可怜世历风霜古，销却金衣变草衣。”(《题大佛像》，诗句针对大像而言)陈于陛诗曰：“肘间苍树立，……云藓生衣湿……”(《凌云寺》，诗句亦针对大像而言)这些诗句表明至明中后期，凌云寺依然景象凄凉。
明初重建凌云寺后，人们从哪条路上山呢?还是先看古人的记载吧。
范醇敬《凌云寺志略》说：“……寺麓有唐放生碑。循石磴而上，有雨花台，有兜率宫。山门曲转，为殿三层……”陈起龙《重修凌云寺记》说：“取渡保平，有龙泓口、八仙洞，历东山寺，逾岭而下，过普济桥，面托塔天王有放生碑在焉。纵步而上，路经峭壁，垸挺幽坦，似浮水上。有兜率宫、雨花台……”王士祯《蜀道驿程记》说：“既登岸……草深石滑，登顿甚苦。二里许，泉流夹道，石壁书‘凌云第一重’五大字。上下山谷间，草露沾衣，泥中虎迹交错于路。又四五里，始及山门，门内有唐放生碑。峭壁下垂，石磴千折；江声澎湃，起于足下。壁间多前人题字，有大书‘苏东坡载酒时游处’。”方象瑛《使蜀日记》说：“或言凌云山之胜，棹舟乘雪登之……东坡诗‘载酒时作凌云游’是也，今石崖刻‘东坡载酒时游处’七大字。”张洲《游凌云寺记》说：“……有唐放生碑，自碑左转右，步磴南上，半岩镌诗歌殊众，顾苔藓蠹蚀，可读者什一而已。前数武雨花台，为凌云山门……”陶澍《蜀輶日记》说：“遂舍舆而步，稍及山腰，曰潮音洞，竹树蒙密，水声殷脚底，甚壮。路至此颇夷然，率刳石腹缭绕而行，外栏以石，上覆如厂。悬崖镌‘东坡载酒时游处’七字；又有‘集凤峰’三大字。”(方、陶二人均将“苏东坡载酒时游处”八字误记为七字)
上列明清两代古人文字中涉及之雨花台(今台已不存，仅存崖刻“雨花台”三字)、兜率宫(为明代开凿，内有弥勒像一尊)、崖刻“苏东坡载酒时游处”(明崇祯时嘉州知州郭卫辰书)、崖刻“集凤峰”(清乾隆十七年进士顾光旭书)，均在今登凌云寺的“山腰路”上。
由此可知，明清时候，人们上山已不再如唐宋人那样走“江边道”经过韦皋摩崖碑下至大像脚边，再跻盘旋之石磴而上，而是走“山腰路”上山。
为什么上山之路改变了呢?我们推想，“江边道”的岩石平路并没有一直延伸到大像脚边，在山崖极险峻处可能有一段木栈道衔接两端。我们曾在一张枯水天拍摄的照片上看出在一段崖壁上有一些方形孔，估计就是为木栈道楔木桩而凿的。元兵毁寺时亦将这段在宋军拒敌中起过作用的木栈道烧毁。或者在极险峻的悬崖处有一截危险的岩石路，因自然之力而坍塌了，“断”了“江边道”。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河床慢慢升高而抬高了水位，逐渐淹没了“江边道”的岩石平路。因此，人们不得不另辟上山蹊径。这就是改变上山之路的缘故。
至于水位升高淹没岩石平路，这是有旁证的——大像右侧临江之摩崖力士像下有一汉代崖墓，如今在枯水天可见其半没于水中。可是汉代造墓是绝不会造在可被水淹的地方的。由此可知水位的确在逐渐抬升，而且自汉以来抬升了不少。
因为上山路线改变，即使人们经九曲栈道上下而与韦皋摩崖碑擦肩而过(九曲栈道正好与摩崖碑比邻，但碑面西临江，而道面南，为一夹角的两面)，却再也不能看到韦皋摩崖碑。时间一长，加之有元代百年左右的空白期，人们就再也找不到韦皋摩崖碑了。
这就是韦皋摩崖碑“失踪”的前因后果。
后记：本文(节选)是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伍中一先生的提议和鼓励下撰写的。伍中一先生还将他宝贵的研究成果无偿地提供给作者使用。在此，特向伍中一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退休编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