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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显学之一——杨朱学说
作者：李均惠
然而，杨朱的学说观点因为被后世视为异端邪说，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许多讲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的著作，对杨朱的学说竟无提及，殊为遗憾。其实，通过如《吕氏春秋》、《列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文献的一些零散的片断记载，是可以窥见杨朱的思想倾向的。
一、杨朱的生平简历
杨朱，字子居，或称杨子、阳生。《庄子·寓言》说他曾“南之沛”；《列子·黄帝》说他“过宋，东之于逆旅”；《列子·杨朱》还说他“游于鲁”并曾“见梁王”。
西汉《淮南子·氾论》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生）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由此可知，杨朱大约生于墨子之后，死于战国初年，其学说盛行的时代是在墨子与孟子之间。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将杨朱的生卒年代定为公元前400~前330年；陈此生的《杨朱》（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将杨朱的生卒年代定为公元前414~前33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新建设》1957年第3期）将杨朱的生卒年代定为公元前395~前335年。
二、杨朱学说的主要观点
杨朱不承认鬼神的存在，甚至否认传统的君权，反对束缚个性自由的等级制度，重视个人生命，倡立“贵己”、“为我”、“全生”的独特观点。
杨朱把认识过程局限在直观范围之内，认为“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对于人们的“当身之事”，是“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眼前之事也“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列子·杨朱》）。死后世界也是不存在的，“舜、禹、周、孔”与“桀、纣”一样，死后均变为腐骨，于是，宇宙间最可贵的就只是自己了。
杨朱从“贵己”论出发，认为贵贱、荣辱、寿夭等都不能“知其故”，只有自我才是真实的，所以必须“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也就是“贵己”。如何“贵己”？杨朱说：“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又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吕氏春秋·重己》）即是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而“我”不外乎是人们的生命与身体；而“身固生之主”，要全其生，必先全其身。可是，“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列子·杨朱》），那么，不拔一毛就意味着不损全体。
杨朱认为，你损他人，他人也会损你。“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列子·说符》），人人谋利己，虽不欲争而争夺必随，就会使天下不能治。“贵己”固然要求“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即不再“求于外”，“有此而外求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很不好。所以，“贵己”当要做到“物我兼利”（《列子·杨朱》）。
从“贵己”论出发，杨朱轻蔑传统的君权。他说：“道之真，以持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吕氏春秋·贵生》）。国家也就处在比较次要的地位了。
杨朱将身与物都看作是非我所有的，因而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他说：“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不横私天下之身，不横私天下物者，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列子·杨朱》）既生了此身就不得不保全下来，就不得不赖物以养其身;但却不可以据有自己的身体，据有那些外物。要公身公物才是最合理的世界。
人有作为本能的感官欲望，如“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吕氏春秋·情欲》）。这是人的本能活动，即“情也”，但也不能极端地“为我”而纵欲。杨朱说：“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吕氏春秋·贵生》）杨朱的把人类对于感官的物质利益的追求，看作是无可非议的客观事实，并不分“贵贱、愚智”，“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吕氏春秋·情欲》）。
杨朱反对遗产制度，主张不为子孙留财。他十分赞赏端木叔将先人遗留的“万金”于自己奉养之余“先散之宗族；宗族之余，次散之邑里；邑里之余，乃散之一国”（《列子·杨朱》）的举动。杨朱也主张人们彼此相怜。他说：“相怜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饥能使饱，寒能使温，穷能使达也”（同上），这是反对财产私有，主张财产公有的必然结论。
杨朱学派的种种论点，都是从自然和社会现象出发，因而平近易懂，不故弄玄虚，也不涉及荒诞不经之论。他们把人看作是一个感觉体，否认了不同等级的人的先天区别，这反映了当时平民阶层对物质利益的平等要求。
三、儒、墨对杨朱的批判
虽同为先秦“显学”，杨朱学派在当时却遭到儒、墨两派的猛烈批判。
杨朱主张“贵己”，人人不损一毫。孟子则尖锐指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以后，杨朱的“贵己”、“为我”就被误解为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其实，如果杨朱的思想只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那就不足以取，怎么可能成为战国初期风靡一时的“显学”呢！既然杨朱主张“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就显然不是绝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儒学对杨朱的批判，显然应从“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方面去找答案。
儒学在汉代被改造之前，只是一种“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理论，所以尽管孔子去八方宣传，而只能“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孟子眼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局面，已有压倒儒家之势，因而不能不无中生有或断章取义地对杨朱学说进行攻击。
杨朱学说把个人物质利益绝对化，他们以“全生”作为人生的最高意义和目的。这种观点虽然冲破了以等级制为出发点的权利义务观念的束缚，却无疑将个人的利害视为衡量事物价值的唯一尺度。这种抽象地理解人和人性的观点，显然与主张“兼爱”论的墨子学派是不同的，也就无怪乎墨子学派也要大力对杨朱进行批判了。
先秦诸子百家，正是在彼此的驳难中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中国文化鼎盛时期。杨朱学说却在驳难中萎缩，没有留下完整的著作，不能不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遗憾。
探讨儒、墨之盛行而杨朱之没落的原因，还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孔子儒学虽积极于旧世界的维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栖栖皇皇的精神会赢得一些人的赞赏；尤其是“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叔孙通传》）的特点亦为已取得政权的统治者所赏识。墨子一派积极于新世界的建设，那种“以自苦为极”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是会赢得千古之誉的。唯独杨朱，公然标榜个人主义，虽然孟子所指责的“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并不完全是事实，但这种人经不起时代急剧变化的考验，企图钻进“自我”的小天地中以“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的自私自利的观念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为人们所不齿。所以，杨朱学派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也风行一时，但人们终究不愿意以“显学”而论之从之。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