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丁玲与《丁玲年谱长编》
作者：秦矿玲
当然，丁玲的转变并不是说就前后截然分明。实际上，丁玲一生都处于文学与政治、五四自由传统与革命传统的矛盾纠结中：而这也影响到她一生的生活状态和人生遭际。
在五四思潮的激荡下，丁玲写出表现个性自由解放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后来，她在师友的影响下，逐渐走向革命。胡也频被杀害之后，丁玲急剧“左转”：编辑左联刊物《北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丁玲被中统特务绑架，幽囚南京长达三年之久。丁玲的这段经历。在延安的审干运动中。被作为历史问题受到审查。幸运的是，这时她还受到保护，连同此前不久因暴露解放区黑暗带来的危机，都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孰料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却先后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核心成员，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58年丁玲下放北大荒农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秦城监狱被吴押了5年。1978年。丁玲被摘去右派帽子，回到北京：但彻底平反则在6年之后。
丁玲复出之后，整个社会都在批判极左思潮，她却与左的思潮合流、共谋，因此被人看成“正统派”，是打人的“棍子”。在创作上。她既写出了控诉和反思极左路线的《“牛棚”小品》，又写出为了显示自己政治正确的《杜晚香》，并且明显看重后者。然而，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似乎顿悟出她命途多舛的一生，其实是由外在的环境造成的，显示出对这一环境厌倦和规避的心态。这似乎又回到了她的思想原点。
2004年，在丁玲诞辰100周年之际，丁玲的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在李向东的协助下。完成了《丁玲年谱长编》的编著。对比同一书系的《沈从文年谱》。我们可以发现，沈谱编选的资料有一种确凿无疑的同一性：而丁谱中则有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可谓多音齐鸣。如在处理丁玲幽囚南京之前的那段历史时，编著者既引述了沈从文《记丁玲》中的文字，又附上近半个世纪之后丁玲自己的批注：在丁、沈芥蒂的原因解释上，也提供了两个当事人相距几十年的不同说法。这样，在同一事件的不同历史文本之间。就出现了断裂和缝隙。这其实也是丁谱编著者的高明之处：对不同的说法兼收并存，不作肯定与否的判断，让时间去弥合它们的断裂和缝隙，进而去接近乃至还原历史的本真。
当然，丁谱的编著者面对有关丁玲的一些资料还是有“鉴别和选取”的。这不排除是有意为尊者讳的可能。丁玲一生阅历十分丰富，年谱编著者偏重记述的是“文人间的朋友交往”，“与党政军界的许多高层人物”的“友谊”。实际上，丁玲除了与各界不少人士保持着友谊之外，自身还有着复杂的人生情怀和人事纠葛。在此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私人生活可以展现个人思想变迁的脉络，甚至可以透露出时代思潮的特征。正如日本学者丸山舁所说的：“当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理论问题时，会发觉它往往并不单纯是思想、理论问题，而与具体的、浓郁的个人之间的问题相重叠。”此外，丁谱对于丁玲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犯过的一些错误的处理上，远不如表现丁玲所受冤屈时那样浓墨重彩，很多时候只是记下最表面的现象。这些做法使得本应呈现的谱主的完整形象受到削弱。这也就迫使读者不得不调动更多的心力，才能读出那文字背后的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