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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当前的读经热
作者：谢桃坊
当代国粹学者在新世纪之初面临东西两种文化的激烈冲撞，深感人们的物质欲望急剧膨胀，人类价值观念彻底扭曲，传统道德沦丧，人性下坠，他们欲以国学—儒学—读经来挽救世道人心，拯人类于现代文明设置的罪恶陷阱之中。他们相信在国学中高扬着人类至善至美的人格典范，并以数千年的历史证实着其创造永久和平的基本素质，确定着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他们仅看到我们现实社会的某些负面现象，同时极端夸大了儒家伦理道德的作用。每当社会转型时期，在出现新观念新道德的同时，都可能产生一些不良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提倡和完善新的道德以促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回到旧的道德的故辙上去。儒家圣人所谈的温、良、恭、俭、让、诚、信以及好学、友爱、谦逊等等，这是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一般的普遍的德行，并非儒家专有，是即使未读过经的善良民众都知道的，因而用不着必须通过读经来学习和领悟。而事实上，一些讲经者往往口是心非，并未从儒经里学得这些品德。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是礼、义、仁、忠、孝，它们在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而压抑、禁锢人性的，使人民处于不平等不自由的卑贱的地位。我们且以儒家关于义利之辩为例。儒家重义轻利，但北宋学者苏洵（图三）即指出：“义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者，吾未见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则义者，圣人戕天下之器也。……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嘉祐集》卷九《义者利之和论》）这对儒家“义”的本质揭示得极深刻。我们当代提倡读经者可能还未达到苏洵的认识水平。儒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性质是历史上形成的，我们不可能改变它，也不可能抽象地去接受它；但它作为国学的对象，则是可以研究的。从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考虑，确有必要让民众认识传统文化，懂得传统文化知识，但是这不应由读经的途径来完成，应由学习现代学者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等著述来完成，而最迫切的是学习新的知识，提高国民的人文与科学的水平。
三、真正的国学家都是反对读经的
20世纪之初国学运动的兴起即与国粹派连结在一起。国粹派的学者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精华是儒家伦理道德学说。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组织召开了北大季刊编辑讨论会，成立国学组，由新文化倡导者胡适为主任。1923年1月胡适发表了《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标志了一种新学术思潮的形成，它使国学运动的发展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国学是什么？这在当前学术界是有歧义的。我们若从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使用的考察，可以认为：国学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狭小的疑难的学术问题为对象。这些问题虽然狭小，但只有具备关于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并采用传统的考据学的方法才能解决。它应是一个中国学术综合的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文字、音韵、文献、版本、校勘、训诂的边缘性学科。它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史研究。国学研究与国学基础是两个层面，不能淆混。国学是独立而纯粹的学术，不负担其他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以及普及的任务。国学在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即“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10] 然而由于国粹思想在国学运动中的根深蒂固，以致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国学院时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11] 这样国学就主要是指儒学了。当年章太炎创办国学会时即主张“以儒术为主，取读经而会隶之”[12] ，并以学习儒家经典《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为“国学之统宗”[13] 。此非从学术观念来理解国学，而是藉国学以推行儒家伦理道德价值，使国学负担学术之外的重大社会使命。国学并不等于儒学，儒学所涉及的文献与历史的若干学术问题才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国学的对象比儒学广泛得多，所以不能以儒学来偷换国学的概念。我们研究国学绝不等于研究儒学，更不等于提倡读经。当前之所以出现“国学”与“读经”的联系，如果以为是“僵尸的出祟”固然是言重了，它应是学术的媚俗的一种炒作而已。我们从国学运动的历史来看，真正的国学家都是反对读经的。
注释：
[1]顾颉刚：《论孔子删述“六经”说及战国著作伪书书》，《古史辨》第一册第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733页，中华书局，1981年。
[3]李耀仙主编《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第303页，巴蜀书社，1989年。
[4]傅杰编《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5][6]《古史辨》第二册第258页，第270页。
[7]引自《胡适文集》（11）第7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8]《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第372-3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9]《清史稿》卷一百七《选举》二。
[10]谢桃坊：《国学辨证》，《学术界》2007年第6期。
[11]鸣谦：《国学院的定格问题》，《社会科学报》2005年6月30日。
[12]章太炎：《国学会会刊宣言》，《章太炎全集》（五）第1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3]《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14页。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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