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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翰笙与鲁迅
作者：徐志福
革命文学论争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党中央指示江苏省委考察了论争的全部过程，认为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打错了靶，犯了方向错误，要他们立即停止论争，检讨错误，团结鲁迅。1929年9月初，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约见两社文化支部书记之一的阳翰笙（其他领导约见潘汉年），传达了党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批评，指出：“鲁迅是五四新文学的坚强战士，是先进思想家。你们用这么大精力批评他是不正确的，要立即停止论争，向鲁迅认错，团结鲁迅。”（阳翰笙：《中国“左联”成立经过》）上级领导的指示很符合阳翰笙的心意。他立即与潘汉年商量研究，召集太阳社、创造社党员开会，传达党中央指示。会上作出决定：所有刊物一律休止论争，并派冯雪峰、夏衍、冯乃超为代表向鲁迅作自我批评，表达党的意图。此后，潘、阳二人对一时想不通的党员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并取得了鲁迅的谅解。
二、“左联”时期
1929年冬，阳翰笙、潘汉年等又奉中共党组织之命，由文化支部领头发起准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得鲁迅同意，确立了12名筹委名单，他们是鲁迅、潘汉年、阳翰笙、钱杏邨、夏衍、冯乃超、冯雪峰、柔石、洪灵菲、李初梨、蒋光慈、郑伯奇等12人。第一次会是1930年2月16日下午召开的，会议地点是上海公菲咖啡馆，内容有二。一是“清算过去”，“确定任务”，这是党支部事先讨论确定带有检讨意味，诸如对小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的检讨等，批判不正确、不科学的文艺批评方法及态度，建立新的文艺理论，注意内部团结等。以上观点都依从鲁迅意见，这基本上确立了鲁迅左翼文运主帅的地位。鲁迅很高兴。二是讨论“左联”成立事宜，决定由文化支部成员起草“左联”理论纲领。下来以后，阳翰笙、潘汉年会同冯雪峰、冯乃超参照苏联有关文学组织拟出了“纲领”，并由冯乃超去鲁迅家征求意见，得到满意的肯定。
可以说，从起草“左联纲领”、拟定起草人名单到机构设置等一系列具体组织工作，都含有阳翰笙的辛劳和贡献。
1930年3月2日，以鲁迅为盟主的“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阳翰笙是该校兼职教授，是他联系的地址）成立，与会五十余人。鲁迅在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成为“左联”指导纲领。（图二）阳翰笙代表党组织在会上作了形势、团结、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讲话。
“左联”是中共领导的秘密组织，参加“左联”就意味着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分小组活动，单线联系，不允许发生横的关系。“左联”内设党团，是共产党的组织，相当于现在的党组，设党团书记。据阳翰笙回忆，他1930年夏起接任“左联”党书记到1932年下半年改任“文委”书记一直到1935年春被捕入狱为止，都在党团领导岗位上，因而与鲁迅时有接触。
鲁迅当时住虹口公园附近，离“左联”活动地之一湖风书局（在英租界七浦路）不远，除聚会外，彼此少过从，这是当时的组织原则。“左联”归“文委”领导，政治活动多，诸如“五一”、“五三”、“五七”及马、列诞生日，都得搞游行示威，或飞行集会，或撒传单、写标语，还规定数量。不管你是教授、学者，只要是党员，都得上街撒传单、贴标语。特别是在“李立三盲动主义”影响下，但逢“左联”稍大的集会召开后，都得搞暴动演习：即事先专人侦察好供电所之类厂房，策划好暴动计划，而后一拥而入，砸烂供电所设备，完事迅速撤离，最后评功摆好。像这样的事，阳翰笙主动请示“文委”不让鲁迅、茅盾等人参加（鲁迅也从来不参加），得到同意。但“左联”有人想不通，向阳翰笙提意见。
1930年9月17日，由“左联”发起，阳翰笙、冯雪峰等具体筹划，举行了鲁迅五十寿辰小型纪念会，得到美国朋友史沫特莱的支持。鲁迅及夫人偕小儿与会。纪念会开得隆重热烈。阳翰笙代表“左联”党团致词赞扬鲁迅，称他为“同志”。鲁迅很高兴。
1930年9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陈立夫签署秘密公函，发出取缔“左联”、通缉“左联”成员密令，诬蔑“左联”为“反动组织”，“应一律取缔”，并“缉拿其主持分子”，“归案究办，以惩反动”。密令开具了要通缉的“左联”全体成员名单，其中鲁迅、潘汉年、阳翰笙等首当其冲。这就使“左联”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1931年春，阳翰笙得到黄埔军校学生、共产党员宣侠父的建议和支助，办起了“左联”第一个地下书局——湖风书局（图三），并办了一个公开杂志——《前哨》。阳翰笙请鲁迅题刊名，鲁迅欣然同意。《前哨》第一期就是纪念左联五烈士专号，由冯雪峰主编，鲁迅先生写的著名专稿《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就发表在首期专刊上。阳翰笙也写了纪念文章。
1932年2月初，在阳翰笙调离“左联”领导岗位前，发起撰写一封联名信叫《上海文艺告世界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他与鲁迅、茅盾、郁达夫等43名文艺界知名人士都签了名（其中很大部分是“左联”成员）。“告世界书”发表后，引起很大震动。
从以上列举的事例看，“左联”初期，鲁迅对先前“论争”时的“创造面孔”的先生们虽有戒心，但对阳翰笙这样的党团书记，却是默认的，也处得比较融洽，没有大的冲突和异议，合作得比较愉快。比如，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左联”出版物的封杀，鲁迅提出“钻网术”的对策，即将禁书改头换面再出版。阳翰笙认真采纳了鲁迅的意见，并予以贯彻，结果有二百多种书刊在地下流传，成了烧不尽的春草。
阳翰笙为人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当意识到自己错了时，能勇做自我批评，并切实予以改正。早期作为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的文化支部党的书记，他当然提倡“革命文学”，也写文章宣传过自己的文学主张，对鲁迅、茅盾说了些不该说的话。随着争论的深入，阳翰笙写的体现革命文学理论的《地泉》三步曲（原名《华汉》三部曲）受到严重批评。但他没有意气用事暴跳如雷地去反驳，而是严厉地解剖自己，吸收正确的意见。当1932年“左联”湖风书局重版《地泉》三部曲时，他主动请批评最严厉的瞿秋白、茅盾、钱杏邨、郑伯奇四人将批评意见写成文字，放到书的开篇，作为序言发表，以资鉴戒，让革命文学摆脱幼稚，走向成熟。阳翰笙回忆说：“鲁迅当时的批评是和风细雨的，但句句都击中要害。我也请过先生写书面意见，他没有写”（《阳翰笙访谈录》）。
“左联”与鲁迅的关系，自阳翰笙调任“文总”党团书记后发生了变化。周扬1931年夏带着“拉普”（苏联）文艺观回国，不久加入“剧联”，1932来转入左联，同年11月接任“左联”主要刊物《文学月报》主编，并在1卷4号上以“芸生”的笔名发表长诗《汉奸的供状》，有不少对鲁迅辱骂、恐吓的污秽语言。鲁迅愤怒地作出反应，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直接而愤怒地向周扬抗议：“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这篇文章原是鲁迅给周扬的私人信件，周扬却把它公开刊登在1932年2月出版的《文学月报》上，使论争公开化，可以说有意挑起了新的论战。
1934年11月25日，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田汉任《戏》周刊主编）中对田汉刊登在该刊的挑战文章作公开答复：“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恨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至此，鲁迅已经把从背后射暗箭的所谓战友视为了敌人，而且对他们的憎恶是在他的正面的敌人之上的。他不再像原来“文学革命”争论中那样“宽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