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顾颉刚与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作者：刁娅君 汪 海
顾颉刚一生参与的社会活动甚多，然而其在20世纪30年代任职于北平研究院的事迹，研究者则甚少论及。笔者从有关资料出发，尝试勾勒顾先生在这期间于民国最大的地方性学术研究机构的相关活动和学术情况。
一、顾颉刚在北平研究院的时间
北平研究院创设伊始便与顾颉刚有了最初的接触。《顾颉刚年谱》1930年11月7日记载：“徐炳昶来告：北平研究院聘先生为史学研究会会员，兼北平志编辑委员。”《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1卷第4期（1930年）也记载道：“本刊汇报增聘顾颉刚为史学研究会会员”、“北平志编定委员会聘定陈垣、马衡、朱希祖、徐旭生、顾颉刚、李宗侗、翁文灏七人为委员”，与之正好相呼应。
《北平志》编纂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建会最初所开展的重要学术活动，顾颉刚虽然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但在1930年11月22日《北平志》编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顾颉刚到会并作了讨论发言，可以说在编纂体例的形成方面顾颉刚是作出了贡献的。
1930到1934年，顾颉刚每年都被聘为史学研究会会员，虽然没有过多地参与会中事务，但从他与史学研究会工作人员的接触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行迹。例如1929年11月到1930年5月底，史学研究会与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大研究所合作调查发掘河北易县燕都故址时，常惠是北平研究院调查发掘的负责人。《顾颉刚年谱》1930年6月记载顾颉刚“与常惠、魏建功等游易县……”从中就不难看出顾颉刚非常关心此次发掘工作。
1935年3月，顾颉刚因家事休假在杭州，接到北平研究院代理院长李书华的信件，邀其主持历史研究工作。他即于3月29日、4月7日、21日连续复函，详细询问经费、人员聘定等情况，并略述工作计划。4月25日，李书华到苏州，两人即商定此事。
1935年5月，顾颉刚组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并任主任，9月迁入北平城内枣林大院一号居住，以便去研究院办公。此后直至1939年8月，顾颉刚一直担任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一职。
二、顾颉刚在北平研究院的活动
顾颉刚身为燕京大学教授，兼职北大讲师，又组织禹贡学会，同时还参加其它社会活动，此外还有自己的学术研究。他之所以能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仍答应担任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为优秀青年谋出路。顾颉刚出任历史组主任后，便为研究会积极延聘工作人员。
从史学研究会历年职员名单中，可以看出抗战前的1935年、1936年，即在顾颉刚出任主任的两年中，研究会的职员配备最为完善，在原设会员和编辑的基础上增设了名誉编辑、技术员和顾问，同时助理员的人数也比以前大大增加。顾颉刚原在燕京大学的许多学生如陈懋恒、冯家昇、邓嗣禹、吴世昌、张维华等，毕业后都到史学研究会工作，实现了顾颉刚提拔年轻优秀人才的最初设想。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顾颉刚每到一个学术岗位，都毫无例外要创办一个刊物，或接办一个刊物，或运用其他各种条件出版书籍。他加入史学研究会的另一目的也是积极推行他的编辑出版计划。
史学研究会原来并没有专门的刊物，会中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上。顾颉刚出任历史组主任后，认为出版一定期刊物以刊载研究成果是必须的，同时也可以与学术界进行相互沟通与了解。于是1936年1月，顾颉刚与北平研究院院长议定编辑出版《史学集刊》，聘定编辑委员，确定编印计划和预算，正式成立编辑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史学集刊》的出版发行，使会中人员的研究成果有了发表的园地，也大大提高了研究会在社会上的影响。
除此之外，顾颉刚还积极推进其它书籍的出版与发行。他不仅主编了《史学集刊》，编印了张江裁的《北平岁时志》及《北平史迹丛书》、许道龄的《北平庙宇通检》，还通过史学研究会交付商务印书馆印行清梁廷枏的《夷氛纪闻》、王芷章的《清升平署志略》、张任政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郭伯恭的《永乐大典考》及《四库全书纂修考》、吴丰培的《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及《清季筹藏奏牍》等十余种书，总共数百万字。这大大超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出版物，“而商务印书馆亦多出了有学术价值的书籍。更重要的是，当时中、青年的作品有了发表机会，鼓舞了他们，督促了他们，一举而三方面都有收益。顾先生这种敢于用他的声誉和地位来提携后辈的魄力是难能可贵的。”[1]
顾颉刚有一个雄心壮志，就是打算从河北、察哈尔到外蒙古、甘肃边境地带作一个地面考古调查，以当时的北平为起点，直到上下受降城，以补充郦道元《水经注》。这个愿望得到英庚款董事会的支持，拨给了经费。北平研究院在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下设“冀察古迹考察委员会”，负责人是顾颉刚。考察团成员由历史组和禹贡学会共同组成。考察计划分几期进行，第一期限调查冀、察古迹，拨给经费2000元。考察团于1937年6月出发，实地测绘调查了河北的邯郸赵王城、定县卢奴古城、曲阳恒山北岳庙、易县燕下都，并参观了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获得不少材料。
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顾颉刚仍不忘自身的学术研究工作。研究会的青年学者们也在他的带动下，各自分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
1935年9月12日至29日，顾颉刚与研究会考古组主任徐炳昶到河北磁县南北响堂寺及邯郸、邢台、曲阳等处搜集拓片，年底在北京怀仁堂举办了“响堂拓本展览”，后又编成《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书出版。顾颉刚与徐文珊合作整理《史记》（白文本）及注释的工作自1930年便开始进行，1932年因时局恶化和人员配置不完备而停顿；1935年顾颉刚进入研究会后又继续进行，期间有赵澄、黎光明、孙海波、赵贞信等人协助，历时七年而成，1936年12月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1936年3月，顾颉刚修改《禅让说出与墨家考》，同年与童书业合写《墨子姓氏辨》；1937年4月，将1930年所作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第三十四章《潜夫论》增改为《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这些文章都刊登在研究会会刊《史学集刊》上。
而在顾颉刚的指导下，年轻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活动更是数不胜数。吴丰培回忆说：“在顾先生手下工作，能够学到许多东西，确实愉快，但承担的任务也是繁重的。例如刘厚滋先生既要担任历史组的金石编纂工作，还要参加考古组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书的汇编工作，凡有研究金石方面的学者来访，都由他接待。吴世昌先生主编《史学集刊》，并调查北平庙宇及属政治性函电都由他起草。”[2] 在顾颉刚的指导下，冯家昇、吴丰培等还对边疆史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通过这样的重压，每个人都得到了锻炼。研究会的刘厚滋曾有打油诗云：“壁垒森严容教授，短衣射虎顾先生”，把顾颉刚喻为西汉名将李广。而在顾颉刚指挥下，当时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年轻人均能各自为战，独当一面。
虽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中工作的几年只是顾颉刚人生经历的一小部分，但从这些活动中也可看出顾颉刚的人生态度和道德学问。他的办事魄力，永为后世所景仰。
注释：
［１］［２］吴丰培：《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人物》1984年第4期。
（题图为顾颉刚像）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