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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培养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作者：杨 宁
尊经书院是清光绪元年（1875年）由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奏准，并在四川总督吴棠和当地士绅的支持下创建的。
由于尊经书院治学严谨，倡导通经致用，加之教学方法灵活，因此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使得尊经书院成了当时四川学术文化的中心，以人才荟萃名闻全国。在尊经书院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成为近代中国知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廖平和杨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廖平，四川井研县人，自幼聪慧勤奋、博通经史。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赴成都第二次参加院试。这次的主考官是刚上任的四川学政张之洞。廖平知道张大人是一甲探花及第，有着很深的学问造诣，不是一般的昏官庸吏，故在考场上尽情发挥，行文洋洋洒洒，谁知一时疏忽，却将破题格式由两句写成三句，犯了八股大忌，判卷时被考官毫不留情地判掉。幸好张之洞检阅落卷时看到廖平的卷子，见其出语不凡，文章功底深厚，将其拔居第一，于是廖平由落榜寒士一下变成了榜首秀才。
因张之洞的栽培，廖平进入尊经书院学习，并享受公费待遇。由于廖平经学功底深厚，老师们对他情有独钟。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时，廖平跟着他寸步不离。王闿运主修“今文经学”与《春秋》学，廖平也以此入手，其终生保持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并苦研《春秋》，以礼制去区别今古文。后来刘师培称赞廖平明于《春秋》、善说礼制的两大特点，几乎都来源于王闿运的影响。当然，廖平并不亦步亦趋，恪守师法。他思维明敏，时有新论，从不蹈袭旧说，无论出自前贤古人，或是近人恩师，只要有未契于心者，他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也正是这一原因，张之洞曾深为他担忧，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相诫；甚至有人说廖平是每变愈上，不能自止，盖其意在胜其师。廖平本人对此的回答是：其意只在求实，非求胜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廖平这种敢于否定、敢于创新的学术精神实来自于尊经书院对他的培养；是尊经书院活跃的学术氛围一直熏陶着他，使得他在经学界独树一帜，超越前人。
大约在光绪十四年或十五年（1888年或1889年），康有为从沈子丰处读得廖平的《今古学考》，佩服不已。后来，他听说廖平路过广州，暂住广雅书院，于是就到书院拜访这位神交已久的学者。他俩一见如故。廖平取来《知圣篇》、《辟刘篇》两书稿本赠与康有为。这两本书是廖平最新的理论成果，以致他不轻易示人。《知圣篇》宣扬《六经》是孔子为万世所立的法制，把《六经》作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法宝，其强调的孔子改制说在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新”提供了理论依据。《辟刘篇》论证了古文经为刘歆所作的伪经，其对古文经学的否定直接引申出对旧传统、旧权威的否定。这一否定正好又为维新变革所需要的“破旧”提供了根据。康有为早年一直想从《周礼》中找出救国救民的良方，可惜《周礼》这部先秦旧典却没有一点微言大义可以穿凿附会，现见廖平之说便于推倒陈规陋习，扫清改革道路障碍，又能提供更多“改制”的理论，于是弃《周礼》而治《公羊》。梁启超曾说康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旧说”[1]。
康有为在廖平的《辟刘篇》的引导下，督促梁启超众位弟子，日夜收集材料，大胆运用穿凿附会的技巧，于是一部循《辟刘篇》旨意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完成；又过了三年，另一部循《知圣篇》旨意的《孔子改制考》也著成。康有为这两部书一问世，便作为戊戌维新的理论依据使得朝野哗然，维新人士为之振奋，也确立了他众望所归的维新领袖地位。由此可知，康有为的维新思想的渊源在廖平那里。廖平虽名声不及康有为，“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2]。
尊经书院不仅为戊戌维新培养了廖平这样的理论家，而且还培养出杨锐这样的实践家。
杨锐，四川绵竹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同治十三年（1874年），杨锐赴成都参加院试，张之洞在批阅他的试卷时惊喜异常，极为赞赏并称之为蜀中奇才，后将其招入尊经书院。杨锐在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3]，深受张之洞的喜爱。张之洞“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经，使研经学”[4]。杨锐在尊经书院受到“立志”、“有恒”、“深思”以及“非博不通，非精不专”的教育与熏陶，使他读书有成，并立志报效国家，将挽救天下危亡作为己任。
杨锐走上维新变法的道路是在甲午战后。当时《马关条约》的签定使举国震惊，康有为联合在京举人发起“公车上书”。杨锐积极拥护“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也在联名上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康有为组织了“强学会”，学习西方的自强之道，倡导开启民智，并呼吁封建士大夫和全国民众起来挽救民族危亡。杨锐踊跃参与集会并作讲演。“强学会”成立两个月后，即遭到清政府的禁封。杨锐慷慨陈词，“奋然率诸人以抗争之”[5]。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杨锐联合旅京川籍人士创立了“蜀学会”。三月，他又加入保国会，积极推动维新变法。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百日维新正式开始。杨锐以他的人品和才学在勤政殿被光绪帝召见。杨锐极力倡言“兴学”、“练兵”为救亡之策，其爱国之心和变法诚意使光绪帝大为感动。于是光绪帝授予他四品卿衔，特命他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协助筹办新政事务。
杨锐被皇上任命为军机章京后，守旧派对他十分嫉恨。由于杨锐“久居京师，最审朝局，又习闻宫廷之事，知二十年来之国脉，皆断丧于西后之手”[6]，因此早对慈禧太后有所防范。戊戌政变前，光绪帝亦感自身危殆，召杨锐入宫商议。杨锐认为维新派的势力相对于守旧派还十分弱小，不宜与之发生正面冲突，必要时宁可对其作些妥协，以尽力维护大局。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谭嗣同等拟争取袁世凯支持时，杨锐深知袁极不可信，急欲制止，但谭嗣同却执意走访，最终维新派被袁世凯所出卖。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杨锐被捕，随后被关进了刑部监狱。在此之前，他本可与康、梁一道远走，但他却抱着皇上“若有不测，决无可去之义”的决心，坐以待毙。八月十三日，杨锐等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刑场。梁启超对他以身殉难的义举大为推崇，评价其为“尚气节，名大义，立身不苟，见危受命，有古君子之风焉”[7]。杨锐遇难后，尊经书院的老师和同学十分痛惜。他们把杨锐在“戊戌维新”中的卓越表现和不朽功绩引为尊经书院的光荣和骄傲。
从上可见，远在成都的尊经书院实与戊戌维新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对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１］［5］［6］［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2~103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3］赵尔巽主编《清史稿》第4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44页。
［4］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96页。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