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唐诗中的“少年”、“游侠”

作者：子　规

　　
　　据统计，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卷六十六共有63首《少年行》一类的诗篇，其中唐代诗人就占有55首；卷六十七有31首《游侠篇》一类，唐代诗人也达18首。这亦见载于《全唐诗》卷二十四（也是55首）、卷二十五（也是18首）。如果我们再仔细翻检《全唐诗》，还会发现，在《全唐诗》的其他卷里，也散存着这类以“少年”、“游侠”为题的诗篇。其实，中国书史里的少年就是青年男子，他们少不谙事，血气方刚而又满怀抱负，气冲牛斗。所谓“少年心事当拿云”（李贺：《致酒行》）即此。少年任侠，颇多慷慨之士。他们浪迹天涯，行侠仗义，轻财重义，率直豪爽，敢说敢为，重诺讲信，视死如归。“少年”于是便与“游侠”同流合体了。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都为游侠立过传。
　　任侠少年均习刀剑，须臾不离身。《史记·淮阴侯列传》说：“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陶渊明《拟古》其四云：“少时壮且成，抚剑独行游。”
　　降至唐代，特别是初盛唐，由于突厥、契丹、党项羌、回纥、吐蕃势力的不断西侵南扰，加之李唐王朝的开国元勋——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尚武风气的潜移默化，使整个社会涌动着建功立业、勇猛精进的大潮。在这种氛围里，出身书香门第的书卷少年（即便是庶族寒士出身）自然要书、剑在身，书、剑并用，书、剑出游的。陈子昂《送别出塞》诗云：“平生闻高义，书剑百夫雄。”孟浩然《自洛之越》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诗云：“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晚唐温庭筠《过陈琳墓》诗亦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这里的“书剑”或指能文能武，或指入相出将。这些书卷少年不用说都是知书识礼，能吟会诗的少年诗人。他们以书剑为业，以书剑为荣，以书剑为精神寄托。可以说，在唐代，书剑简直就成了诗人或文人生涯的代名词。
　　不过，虽说是书剑并列，但在胡风劲吹，尚武风行的氛围里，初盛唐的诗人们的少年时期却多半是在仗剑任侠生活中呼啸而过的。与此相应，在他们的笔端，也便奔涌出一组组壮怀激烈，生龙活虎的《少年行》、《游侠篇》。我们认真吟读这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歌行，可以看到，唐代游侠少年拥有与先秦至汉晋南北朝时期游侠少年的一致特点，即轻生重义，扶危济困，呼朋引类，浪漫豪勇，慷慨赴死，快意恩仇，诸如李百药《少年子》（有“少年不欢乐，何以尽芳朝”句）、王昌龄《少年行二首》其二（有“夜闲须尽醉，莫负百年心”句）、李白《结客少年场行》（有“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句）、沈彬《结客少年场行》（有“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句）、杜甫《遣怀》（有“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句）等所描写的那样。但是，我们更注意到，唐代游侠少年还表现出高出前代的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则正是唐代游侠少年，或者说是唐代“少年”诗人在群体气质上得以雄视千古，跨越百代的奥秘所在），即具有空前的理想抱负并将它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且最大限度地张扬儒家“君子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具有浩然正气和高度自信却不坐以论道，纸上谈兵，而勇于去社会实践中磨炼自己，证明自己。这里不妨照录王维《少年行四首》中的头两首以飨读者：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舍生取义，精忠报国，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去塑造少年形象，去展示侠士精神——这就是盛唐游侠少年在思想境界和人生品位上与仅拥有重诺重义，轻财轻死，聚群结党，除暴安良，拥妓醉酒，恣欲自快等禀性（这也是盛唐游侠少年所具有的）的前代游侠少年不可同日而语的价值之所在，也是盛唐“少年”诗人群像画卷中最具光彩、最为感人之处。
　　让我们来看看、听听唐代（主要是初唐、盛唐）游侠少年—“少年”诗人的翩翩风姿、骎骎萍踪、款款心曲吧：
　　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
　　玉剑浮云骑，金鞍明月弓。
　　斗剑过渭北，走马向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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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行殉知己，负羽远从戎。
　　龙旌昏朔雾，鸟阵卷寒风。
　　追奔潮海咽，战罢阴山空。
　　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
　　（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
　　
　　西陵侠年少，送客过长亭。
　　青槐夹两路，白马如流星。
　　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
　　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
　　（王昌龄：《少年行二首》其一）
　　……
　　这些《少年行》、《游侠篇》所反映的是唐代诗人少年时期满怀理想、才能和自信力，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上战场的如火如荼的时代生活，其所表现的是前所未有的独立人格与自主意识——这种独立人格与自主意识驱使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羁绊去努力实现个人价值。这种以文人—诗人群体面貌出现的具有崇高理想与宽阔胸怀的少年形象和侠士精神，尽管从战国时代即已萌芽（以屈原“带长铗兮挟素云”形象为代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以曹植“幽并游侠儿”形象为代表），然而却是在初盛唐时期达到昌盛顶峰的；它们“无往而不在地成为诗歌中最活跃的因素”（林庚：《中国文学简史》，2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入宋以后的文人—诗人便不再有这样的刚健、飒爽、豪迈、威武、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群体风采了（个体当然是有的，如苏轼、辛弃疾），代之而起的是弱不禁风的书生或谦谦君子风度。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