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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禘祫”之议与巴蜀文人仲子陵
作者：何易展
一
《新唐书·礼乐志三》载：“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审谛其尊卑，此祫、禘之义，而为礼者失之。至于年数不同，祖、宗失位，而议者莫知所从。”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禘”、“祫”、“昭穆”的观念是清楚明晰的，不可混误；而礼学者更是如此。诚如《新唐书·礼乐志三》说：“礼，禘、祫，太祖位于西而东向，其子孙列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虽已毁庙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兴，太祖世远，而群庙之主皆出其后，故其礼易明。汉、魏以来，其兴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创国之君为太祖而世近，毁庙之主皆在太祖之上，于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汉、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
中唐建中年间（公元780年—783年），发生了所谓“禘祫”之议。《新唐书·礼乐志三》有如下记述：
唐兴，以景皇帝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至祫、禘，乃虚东向之位，而太祖与群庙列于昭穆。代宗即位，祔玄宗、肃宗，而迁献祖、懿祖于夹室。于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东向，而献、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学博士陈京请为献祖、懿祖立别庙，至禘、祫则享。礼仪使颜真卿议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迁之尊，而禘、祫之时，暂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晋蔡谟议，以献祖居东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为昭穆。由是议者纷然。
显然，尽管“禘祫”争议肇始甚早，早在武周、玄宗时就为后来“禘祫”之议埋下了争议的话头，但及至建中、贞元年间，“禘祫”才被提上议事日程，遂有诏定百官普议之事。这一是因为“凡七祫五禘，至（开元）二十七年，禘、祫并在一岁，有司觉其非，乃议以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数。而禘后置祫，岁数远近，二说不同。”（《新唐书·礼乐志三》）于是，遂起争议。二是虽则唐初有孔颖达、贾公彦等经学名儒，还有一大批包括魏徵、房玄龄等在内的礼学专家；但直至大历（公元766年—779年）之前，深谙礼学的鸿儒名士依然较少，对“禘祫”的认识和论争缺乏真知卓见，自然也难于引起论争。到了大历年间，《春秋》、《诗》、《礼》、《易》、《论语》等皆各有名家，《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称：“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荅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这样关于“禘祫”的论见也便百花齐放，更不乏依经据典，有真知卓见者。于是这一早已存在的隐而未放的历史话题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二
在经学氛围浓厚的唐代社会，迁献、懿二祖之位是涉及礼仪礼教的大事，所以此事便“诏百官普议”。这场围绕礼学的争议历时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在中唐社会是少有的。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太常卿裴郁、太子左庶子李嵘、工部郎中张荐、司勋员外郎裴枢、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尉仲子陵、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国子四门博士韩愈、左司郎中陆淳、尚书左仆射姚南仲、鸿胪卿王权、申衍之等都参与了争议。
不过，有一点则需要注意：参与这场礼学论争的大多算得上是“京官”，而似乎唯有仲子陵当时仅为同官县尉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当然，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无疑会在地方官僚，甚至在野的士庶之间掀起波澜。可是《新唐书》所列关于此事的论争者中，除那些“京官”之外，只仲子陵为地方官，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在唐代，职守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如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杀主持平定藩镇叛乱的宰相武元衡，并刺伤裴度，于是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捕刺客以雪国耻。当时白居易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其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再加上其它一些琐事，故而遭流贬江州司马。显然，这种涉及皇家宗祀的大事没有皇帝“诏百官普议”的旨意是不能轻议的。这种原本属于礼部、礼仪使的事，却要“诏百官普议”，可见十分棘手。
这便证明了：一，仲子陵在当时确实为礼学名士，这种事自然少不了他参与。正如《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称：“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荅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
其二，便是由于仲子陵拥有杰出的礼学才能而被勒留京都，寄禄于州县，成为勒留官；或为当时系政府的扩大会议之类，作为关内道京兆府属县同官县尉的仲子陵享有京畿之邦要员的特权。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仲子陵的奏议“留中未下”？《全唐文》卷五百二载权德舆《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称：“有司请正太祖东向之位，而祧献懿二主，议者云云。君议略曰：‘……’词甚切正，后以异论纷纷，又著《通难》一篇，引经据古，诸儒不能屈。虽留中未下，而知礼者直之。”大概因为仲子陵卒于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所以贞元十九年迁庙时，仲子陵却没能留下什么言议；而《新唐书》只存留了陈京的议论，陈京就成了大功臣，仲子陵的先见却反被淹没了。
三
权德舆在《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中略记仲子陵议：“君议略曰‘九圣在天，二祖在祧，国家卜代，其年未始有极，宜立定制，为万代程，请迁二主于德明兴圣庙。’”显然，从权德舆《迁庙议》和《仲君墓志铭》的内容来看，仲子陵的“迁二主于德明兴圣庙”（《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的主张可谓高屋建瓴，自具有鸿儒所独具的非凡见解，所以权德舆论“臣等细审讨论，惟置别庙及祔于德明兴圣二说，最为可据”；又说“凡议同者七状，百有余人，其中名儒礼官，讲贯详熟。”（权德舆《迁庙议》）这说明：
一是仲子陵在当时确实已为“名儒礼官”。在建中年间及贞元七年（公元791年）末至贞元八年的“禘祫”朝议中，仲子陵并不曾任礼官，而只是一位同官县地方官，所以当此之时为“名儒”者含义更为多一些，这样也就极可能因为“名儒”的煊赫声名而被延请入朝。而他作为礼学名儒的声名又不是世间所虚传的，是早年在朝中为皇帝所见识的，“其初典校，有诏百执事详定冕服，炳然上奏”，即“得礼之中”，以致曾“再仕甸内”。至于他后来于礼部任职，更使所学得其用，成为既博通精微，又能“讲贯详熟”的“礼官元士”（《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
二是在“诏百官普议”的朝议中，参与者“百有 余人”，而“议同者七状”，足见真知者少，卓见者异。仲子陵为礼学“名儒”实不为过誉之词，亦无愧于“元士”之称。所谓“元士”者，即是指德高望重之人。《说文》曰：“元，始也”，即“首也”。又如传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叫“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叫“八恺”。八元、八恺为辅佐虞舜的能臣，都把政事治理得很好。又有“元功巨勋”、“元勋”之谓。可见“元士”之尊，实为第一位之义。那么，在中唐贞元年间，仲子陵已被视为饱学之士，甚至可谓礼学方面的“鸿学巨儒”。
总之，这场论争既是礼学者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也是他们对礼学观念的宣扬和阐述。凭借这场礼学论争，仲子陵有力地奠定了他在中唐时期的礼学名家的地位，成为有唐一代蜀中的儒学大家之一。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