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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禘祫”之议与巴蜀文人仲子陵

作者:何易展



  唐代巴蜀文人仲子陵不仅是中唐前期著名的赋作家,而且也是有唐一代著名的礼学家,在学术及文学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成就。其赋作由于受经学倾向的影响,典雅而平实;与中唐其他赋家所作赋的丰瞻华美相异,又启中晚唐律赋散化的先声。他曾以一个地方官身份入朝与“京官”同议“禘祫(dìxiá)”大礼。其礼学成就,为时人所共赞。仲子陵精修二戴礼,对后来学界所谓“蜀学”的兴盛所起作用,亦不可小觑。
  
  一
  
  《新唐书·礼乐志三》载:“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审谛其尊卑,此祫、禘之义,而为礼者失之。至于年数不同,祖、宗失位,而议者莫知所从。”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禘”、“祫”、“昭穆”的观念是清楚明晰的,不可混误;而礼学者更是如此。诚如《新唐书·礼乐志三》说:“礼,禘、祫,太祖位于西而东向,其子孙列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虽已毁庙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兴,太祖世远,而群庙之主皆出其后,故其礼易明。汉、魏以来,其兴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创国之君为太祖而世近,毁庙之主皆在太祖之上,于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汉、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
  中唐建中年间(公元780年—783年),发生了所谓“禘祫”之议。《新唐书·礼乐志三》有如下记述:
  唐兴,以景皇帝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至祫、禘,乃虚东向之位,而太祖与群庙列于昭穆。代宗即位,祔玄宗、肃宗,而迁献祖、懿祖于夹室。于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东向,而献、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学博士陈京请为献祖、懿祖立别庙,至禘、祫则享。礼仪使颜真卿议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迁之尊,而禘、祫之时,暂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晋蔡谟议,以献祖居东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为昭穆。由是议者纷然。
  显然,尽管“禘祫”争议肇始甚早,早在武周、玄宗时就为后来“禘祫”之议埋下了争议的话头,但及至建中、贞元年间,“禘祫”才被提上议事日程,遂有诏定百官普议之事。这一是因为“凡七祫五禘,至(开元)二十七年,禘、祫并在一岁,有司觉其非,乃议以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数。而禘后置祫,岁数远近,二说不同。”(《新唐书·礼乐志三》)于是,遂起争议。二是虽则唐初有孔颖达、贾公彦等经学名儒,还有一大批包括魏徵、房玄龄等在内的礼学专家;但直至大历(公元766年—779年)之前,深谙礼学的鸿儒名士依然较少,对“禘祫”的认识和论争缺乏真知卓见,自然也难于引起论争。到了大历年间,《春秋》、《诗》、《礼》、《易》、《论语》等皆各有名家,《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称:“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荅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这样关于“禘祫”的论见也便百花齐放,更不乏依经据典,有真知卓见者。于是这一早已存在的隐而未放的历史话题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二
  
  在经学氛围浓厚的唐代社会,迁献、懿二祖之位是涉及礼仪礼教的大事,所以此事便“诏百官普议”。这场围绕礼学的争议历时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在中唐社会是少有的。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太常卿裴郁、太子左庶子李嵘、工部郎中张荐、司勋员外郎裴枢、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尉仲子陵、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国子四门博士韩愈、左司郎中陆淳、尚书左仆射姚南仲、鸿胪卿王权、申衍之等都参与了争议。
  不过,有一点则需要注意:参与这场礼学论争的大多算得上是“京官”,而似乎唯有仲子陵当时仅为同官县尉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当然,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无疑会在地方官僚,甚至在野的士庶之间掀起波澜。可是《新唐书》所列关于此事的论争者中,除那些“京官”之外,只仲子陵为地方官,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在唐代,职守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如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杀主持平定藩镇叛乱的宰相武元衡,并刺伤裴度,于是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捕刺客以雪国耻。当时白居易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其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再加上其它一些琐事,故而遭流贬江州司马。显然,这种涉及皇家宗祀的大事没有皇帝“诏百官普议”的旨意是不能轻议的。这种原本属于礼部、礼仪使的事,却要“诏百官普议”,可见十分棘手。
  这便证明了:一,仲子陵在当时确实为礼学名士,这种事自然少不了他参与。正如《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称:“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荅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
  其二,便是由于仲子陵拥有杰出的礼学才能而被勒留京都,寄禄于州县,成为勒留官;或为当时系政府的扩大会议之类,作为关内道京兆府属县同官县尉的仲子陵享有京畿之邦要员的特权。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仲子陵的奏议“留中未下”?《全唐文》卷五百二载权德舆《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称:“有司请正太祖东向之位,而祧献懿二主,议者云云。君议略曰:‘……’词甚切正,后以异论纷纷,又著《通难》一篇,引经据古,诸儒不能屈。虽留中未下,而知礼者直之。”大概因为仲子陵卒于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所以贞元十九年迁庙时,仲子陵却没能留下什么言议;而《新唐书》只存留了陈京的议论,陈京就成了大功臣,仲子陵的先见却反被淹没了。
  
  三
  
  权德舆在《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中略记仲子陵议:“君议略曰‘九圣在天,二祖在祧,国家卜代,其年未始有极,宜立定制,为万代程,请迁二主于德明兴圣庙。’”显然,从权德舆《迁庙议》和《仲君墓志铭》的内容来看,仲子陵的“迁二主于德明兴圣庙”(《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的主张可谓高屋建瓴,自具有鸿儒所独具的非凡见解,所以权德舆论“臣等细审讨论,惟置别庙及祔于德明兴圣二说,最为可据”;又说“凡议同者七状,百有余人,其中名儒礼官,讲贯详熟。”(权德舆《迁庙议》)这说明:
  一是仲子陵在当时确实已为“名儒礼官”。在建中年间及贞元七年(公元791年)末至贞元八年的“禘祫”朝议中,仲子陵并不曾任礼官,而只是一位同官县地方官,所以当此之时为“名儒”者含义更为多一些,这样也就极可能因为“名儒”的煊赫声名而被延请入朝。而他作为礼学名儒的声名又不是世间所虚传的,是早年在朝中为皇帝所见识的,“其初典校,有诏百执事详定冕服,炳然上奏”,即“得礼之中”,以致曾“再仕甸内”。至于他后来于礼部任职,更使所学得其用,成为既博通精微,又能“讲贯详熟”的“礼官元士”(《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
  二是在“诏百官普议”的朝议中,参与者“百有 余人”,而“议同者七状”,足见真知者少,卓见者异。仲子陵为礼学“名儒”实不为过誉之词,亦无愧于“元士”之称。所谓“元士”者,即是指德高望重之人。《说文》曰:“元,始也”,即“首也”。又如传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叫“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叫“八恺”。八元、八恺为辅佐虞舜的能臣,都把政事治理得很好。又有“元功巨勋”、“元勋”之谓。可见“元士”之尊,实为第一位之义。那么,在中唐贞元年间,仲子陵已被视为饱学之士,甚至可谓礼学方面的“鸿学巨儒”。
  总之,这场论争既是礼学者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也是他们对礼学观念的宣扬和阐述。凭借这场礼学论争,仲子陵有力地奠定了他在中唐时期的礼学名家的地位,成为有唐一代蜀中的儒学大家之一。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