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走历史必由之路
作者：赵映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始终认为毛泽东有两大功绩：一是率领中国共产党学习西方，夺取政权，实现了民族独立；二是将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中国化，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后者突出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现代化的探索。
一、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主线：学习西方
从1840年以后，中国内部是清政府的腐败，外部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80年中，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共签订了534个不平等条约，丢失了1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不包括被麦克马洪线划去的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法国、7个捷克斯洛伐克，15个江苏省的面积。真正是弱国无外交。至于赔款就更是惊人，其中仅日本就勒索了我们70232万元的赔款。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决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主题：救亡、图存，实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
这个主题决定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寻求救国强国的道路。农民阶级发动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地主阶级开展洋务运动，资产阶级领导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就是顽固不化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在1905年实行新政，进行改革。但无一例外，全都没有改变中国的现状。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经过28年的努力取得了政权，赢得了民族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救中国。
上述这一系列运动，一根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向西方学习。这根主线不仅贯穿着中国近代社会，而且贯穿着中国现代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姚莹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向西方学习。但这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远未形成统治阶级的共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唤醒了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大批官僚的主持下，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却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使中国有了最早的近代科学技术。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遭到失败。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也是典型的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例子。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也是要把西方的资本主义移植到中国来。然而他们都没有成功，无一例外地全部失败了。
之后的五四运动，讲民主与科学，仍旧是西方的东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学西方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不用说，这个“西方”的内涵是与此前所学西方大相迥异的，而且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生搬硬套，而是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这个学习成功了。以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人民开始摆脱贫穷落后，使国家走向富强。江泽民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顺应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胡锦涛发展了改革开放的思路，实践科学发展观，使中国在2007年一跃成为世界的第四大经济实体。
不过，却有一些人曾误认为改革开放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1]其实，30年的改革开放，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而改革开放实际上正是毛泽东提出的“走历史必由之路”[2]的结果。
二、毛泽东的杰出贡献：新民主主义理论
按传统说法，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五个社会形态的循序渐进，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规律有无特殊性？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美国社会的发展。
二是生产力要发展到什么阶段，即什么样的水平才会引起社会形态的变革？这个标准是什么？马克思讲水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标准是什么？马克思没有说，但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实现。这个地区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应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至少是在西欧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同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克思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同时胜利就不是一国胜利。而“发达”的标准是什么？马克思没有说。这就是后来一系列争论的由来。
这两个问题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惟有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中国没有经历过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要强行跨入，就势必违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就表现为唯心主义，在经济建设上就表现为搞群众性的生产运动——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充分发展，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即使一些落后国家进入了共产主义，它们也是“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的“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得就更清楚更明白了：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说：“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对此，陈独秀也是早有认识。他在去世前几年就敏锐地觉察到“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他说：“由民族化趋向国际集团化，这不独是今后势所难免，而且是人类进步的要求”，“任何落后的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陷于孤立而没有前途。”[3]这就是今天在我们身边日益发生的全球化，也是我们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根源所在。
马克思晚年曾提出著名的跨跃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卡夫丁峡谷理论”，但他没有来得及作深入探讨，就去世了。“卡夫丁峡谷”理论一般说来包含这样三方面内容：
1、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
2、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当作根本任务；
3、必须采用市场经济手段。[4]
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独立地提出了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新民主主义社会，用它来代替资本主义阶段。从1935年到1949年，毛泽东集中写了一系列文章，深刻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五四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现实目标，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政权、新民主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进而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
那么，为什么一个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要首先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不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呢？原因即在于生产力的低下，所以毛泽东说要“走历史必由之路”。这个历史必由之路就是不能超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但共产党人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这个历史阶段只能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上则是补生产力发展的课。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