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三三制”政府：毛泽东的民主实验
作者：梁 凌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南临泾水，南北长500公里，东西宽400公里，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是1932年到 1936年共产党浴血奋战从国民党手中夺来的一块立足之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经国共两党谈判，蒋介石承认，9月6日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此，与国民党争斗10年的共产党终于以特殊形式在中华民国的范围内求得了一块生存和发展的土地，合法地拥有了区别于中华民国其他地域的政治体制。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深谙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的原因是“朕即天”的封建独裁体制，十分清楚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是标榜“三民主义”、“天下为公”的国民党的腐败和一党专政，因此，他们决心要建立一个与过去政权体制完全不同的新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普选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参议员，建立议会制民主新政体，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陕甘宁边区进行新中国建设的实验。
中国是一个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家，民众选官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变革。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为保证这一变革的正确实施，延安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和抗大的部分学员被分派到边区各县宣传组织选举。经半年多的工作，人民的民主参政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对选什么人才能代表群众、表达群众呼声非常关心，非常慎重，热烈地参与讨论推举候选人。当时社会文盲众多，农民们不识字，不会填写选票。选举便因地制宜地在几个候选人身后分别放一空碗，采用“掷豆子”作选票记数的方法，公开、公正地进行。选举出的参议员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地主士绅等各阶层人士。1939年1月，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上，毛泽东作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希望边区党组织和边区人民为加强边区的民主建设而努力。在参议会的民主选举中，共产党员林伯渠、高自立分别当选为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参议会不仅有选举权，而且有“监督和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督促检查边区各级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等权利，以人民民主监督检查政府。
绝对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毛泽东认为仅有民主监督还不够，为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政体，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即在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2〕
1941年11月6日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按照“三三制”原则，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各级政权组织，当选的18名边区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7名，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徐特立立即申请退出，由非党人士白文涣递补。在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意见的无党派人士李鼎铭先生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政府主席林伯渠、秘书长李维汉模范执行中央的指示，把有职有权视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他们与非党人士交换意见，商量工作，定期开小型座谈会互相听取意见，开展相互批评，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和谐的政治局面。政府办事公正，效率高，群众满意。“三三制”的实行，解决好了政府内的民主协商与互相监督。质量优越的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保证了党的说服力和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但是，为防微杜渐，保证政府的民主和廉洁，1943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和《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把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不贪污、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作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以约束政权机关工作人员。
民主选举与监督程序，“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对政务人员的约束机制，组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体制。这样的政府被人民群众称为民主政府。民主政府爱人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被誉为模范政府。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政治上最进步的中心。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3〕对比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党专政，“三三制”传为国内民主政治的佳话。民主政府成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1945年7月，国民党参政员黄炎培、冷适、禇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人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邀，由重庆飞赴延安参观访问。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精神面貌的人民。在延安，黄炎培惊喜地发现，老百姓衣服都很整洁，男女都是气色红润朝气蓬勃；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都是负责的。人人都可以向毛泽东提建议，共产党的领导人完全不像国民党的大官那样飞扬跋扈。参观访问三天后，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4〕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5〕
毛泽东的话使黄炎培大受启发。他深表赞同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6〕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民主政府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范例。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按照毛泽东“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7〕的思想，共产党继续实行“三三制”，“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 〔8〕中央人民政府61名委员中，非中共人士有31名；6名政府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有3名；政务院组成人员中，4名副总理中，非中共人士有2人，15名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有9名；政务院34个部、委、院、署中，担任正职领导的非中共人士有15名。郭沫若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黄炎培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章乃器任政务院及所属单位机构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任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其他如地质部长、纺织工业部长、邮电部长、交通部长、农业部长、林垦部长、水利部长、文化部长、教育部长、卫生部长、司法部长、出版总署署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均由非中共人士担任。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不搞一党专政的民主诚意。它极大地调动了各阶层人士献计献策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共产党内“打江山坐江山刘宗敏式的骄傲享乐思想”的蔓延，阻止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不讲科学的蛮干。不过，这也使共产党内一些低素质的领导干部不满。这种不满导致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号召各阶层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转向为7月的反右斗争并进而扩大化。〔9〕反右斗争后，中央监察部及地方各级监察部门被撤销，民主党派人士担任部长的或被撤职或有职无权。其后果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不讲科学，劳民伤财的蛮干得不到质疑和制约，说假话浮夸成风。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后，彭德怀被罢官，党内民主更是形同虚设；党外的各民主党派丧失了参政议政和监督的功能，于是，一生忧患意识深重，一心要打破“周期率”的毛泽东开始了另一种民主实验：搞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大民主——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在谈到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10〕毛泽东在边区民主政府建设的实验就是我们党光辉历史上的一页。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7-1048页。
〔4〕〔5〕〔6〕参见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20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9-610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1991年版，第809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1996年版，第13页。
〔9〕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1957年2月—9月相关文稿。
〔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作者单位：成都市新闻出版局